“当年,唐朝和尚玄奘奉唐太宗之命,万里跋涉,西行取经,历时一十七年,方才抵达YD,方才取得真经,传播中原。”

  斯坦因一脸虔诚,说一句,蒋师爷就翻译一句,“而我如今,便是循着玄奘和尚回返中原之路,从YD一路走来,寻找玄奘和尚的遗典真经。”

  王道士坐在一旁,看着这个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洋人,沉默不语。

  “啊,对了,王道长,我这里还有YD国王签发的令状。”

  斯坦因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连忙从随身携带的包裹里拿出了一份《第二次中亚考察》的申请回函,上面全是英文,用来骗一骗这个老农民似的道士,完全没有问题,他说道,

  “其实,我和唐朝大和尚玄奘一样,也是奉旨寻经。”

  王道士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像蚂蚁一样的文字,以及右下角上的签名和大红印章,也忍不住有些动容了。

  这世上,居然还会有这么虔诚的人?

  见王道士神色有些缓和,斯坦因不动声色地朝身旁的蒋师爷使了个眼色。

  “斯坦因大人不远万里,从YD一路行来,历尽了艰险,只为了寻找玄奘和尚的遗典,着实令人感动啊,道长你又怎么忍心看着他空手而归?”

  蒋师爷会意,连忙开始劝说起来,“再者说了,斯坦因大人并非贪图你这藏经洞内的经卷,他只是想看一看,这些是不是玄奘和尚的遗典,如果不是,他自然不会将它们带走的。”

  “那,你晚上来,我拿几卷写本给你先看看。”

  王道士心里面,实际上已经有八成信了,再经蒋师爷这么一劝,总算是松了口。

  玄奘的经书,本就是从YD取来的,现在YD人来找玄奘的遗典真经,他一个道士,有什么理由来阻止他呢?

  王道士想都没有想过,斯坦因的这个故事,原本就是杜撰出来骗他的。

  当天夜里,王道士偷偷摸摸抱出一捆写本交给了蒋师爷。

  蒋师爷一刻也不耽搁,又交给斯坦因,斯坦因则让蒋师爷连夜辨查写本的内容。

  “大人,好消息,好消息啊!”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为了辨查写本内容而一夜没睡的蒋师爷红着双眼,兴冲冲地跑到斯坦因的帐篷前,大声说道,“我发现一件写本的题记说明,这套经卷就是玄奘从YD得来,并译成汉文的。”

  “好好好!”

  斯坦因大喜,这蒋师爷,果然是他的福星啊!

  找到“证据”后,斯坦因和蒋师爷立刻将这消息告诉给了王道士,将信将疑的王道士只好同意让他们看藏经洞的所有藏品。

  于是斯坦因在蒋师爷的帮助下,在藏经洞外的甬道中,一件件检查王道士抱出的写本和绢画织物,他将自己认为好的经卷和绘画挑选出来,然后以相当于500卢比的40块马蹄银买下。

  一个月后,斯坦因携带着12大箱写本、绘画、织物等各种文物,离开了莫高窟,将这些珍贵的文物运回了Y国。

  ……

  和斯坦因不通汉语不同,F国探险家伯希和是个汉学家,他是传教士以外,西方汉学界中罕有的能讲流利京城话的学者。

  1906年,伯希和带队开始中亚考察,并在柱州图木舒克发掘了大量的雕塑、壁画、陶器和杂物、雕刻品或版画,之后又于次年抵达库车,发现了库车绿洲西缘惟一的一处佛教大遗址群,又大肆发掘了八个月,发现了用婆罗米文书写的久已失传语言的文件。

  1907年10月,伯希和的队伍抵达了乌市,在这里,他第一次听说了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并且获得了一卷藏经洞写本。

  在看到这卷写本之后,伯希和当即意识到,这是八世纪的珍贵文物。他立刻取消了从乌市向西北方向前进的原订计划,立即赶赴敦煌。

  在斯坦因离开敦煌大半年之后,1908年2月,伯希和的队伍抵达了敦煌莫高窟。

  来到莫高窟后,伯希和一边开始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和抄录各种文字题记,一边和王道士进行交涉,他一口流利的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

  “道长,我是个汉学家,需要对藏经洞的经卷和文献进行一下梳理。”

  伯希和面对着王道士侃侃而谈,他看着对方的眼睛,一脸诚恳地说道,“这样的石窟,是保护不了这些经卷、文献的,要么重建,要么换一个地方,让真正懂得它们的人去保管它们。”

  王道士自从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之后,心里面一直都希望官府能够出面来保管藏经洞里面的这些经卷、写本,然而除了一个汪县令曾经来到藏经洞和自己一起检点、封存了里面的经卷、写本之外,再没有引起任何官员的重视,这让他感到很失望。

  可藏经洞是他发现的,他又做不到撒手不管,如今听到这洋人说,石窟破败,无法好好保存这些经卷、写本之后,心里面就起了要重建莫高窟的想法。

  可重建莫高窟,需要大笔的资金,这些钱从哪里来?

  由于对伯希和有了好感,王道士在半推半就之下,让伯希和等人进入了藏经洞。

  用了三周的时间,伯希和详细整理了藏经洞的经卷、写本和绘画,并从中选出了最有价值的经卷、绘画等文物。

  计划重建莫高窟的王道人,最后同意以500两银子(约90英镑)的价钱把这些文物卖给了伯希和。伯希和从而获得了6600卷精品,其中古藏文2700卷,非藏文卷子3900卷,被打包装车。

  因为斯坦因不懂中文,他带走的经卷、写本和绘画中有很多没有价值的东西,与之相反,通晓包括汉语在内的13国语言的伯希和选出的文物全都是绝品,其中也包括了新发现的唐代新罗僧人慧超所著的《往五天竺国传》。

  1909年,伯希和让手下携带大量敦煌遗书运回巴里斯,自己仅带了一小部分辗转来到了京城,并认识了数位京城学者。

  这些京城学者看到伯希和手中的这些敦煌遗书,都忍不住啧啧称奇。

  当时有一人上前说:“伯君,如此精品,世所罕见。这些宝卷随你回国,再也见不到了,可否将这些经卷拍成照片,赠送给我们一份?”

  本就做贼心虚的伯希和连忙答应,他劝京城学术界的这些人,敦煌石室中还有8000余卷遗书,应早日派人前往保护,以免被别人夺走。

  得知敦煌文物大量流失,京城学术界大惊失色,立刻上书,要求清廷保护好这些敦煌文物。

  宣统二年(1910),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驻金城的陇右总督,让敦煌县县令调查清点藏经洞文献,不许卖给外人,并让陇右布政使押运送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那时候,已经一心想要重修莫高窟的王道士,在官府来人之前,又私藏了若干经卷、写本和绘画。

  同年前后,王道士将数十洞窟凿通,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他还修建“古汉桥”,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残塑,造“千相塔”,有廷学政撰文并雕刻《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以记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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