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宋江是否“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文革”时，曾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叫做“评水浒、批宋江”。当局发表了一个指导性意见，说宋江是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派，是引导梁山农民起义接受朝廷招安、反过来去打另一支农民起义队伍方腊的叛徒。当局定了调，有谁还敢唱反调？大家当然跟着“指挥棒”来了个大合唱。一时间，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批评声浪甚嚣尘土。岁月沧桑，当年“文革”的“英雄好汉”们已成了过眼云烟，可“文革”对《水浒传》的评价和批评犹时不时浮现在许多人、也包括笔者的心头。因此笔者觉得有必要拿出来向大家请教一下：那种说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论调是否正确？以释众感、以正视听。
在这里，笔者愿意先将拙见公之于众，以为“抛砖引玉”之举，因为既然学生提出问题来请教了，一些老师行家自然会出来释疑解惑。
笔者认为：宋江“不反皇帝”是真，而“只反贪官”为假；宋江之所以“不反皇帝”，乃是他清楚地知道，以“梁山”的实力尚不足与掌握全国资源的皇帝相抗衡；自己的才智、能力也无法驾驭普天下的官吏百姓。如果梁山真有力量来推翻皇帝，野心勃勃的宋江是会毫不犹豫地高举“反皇帝、除昏君”的大旗。打垮北宋朝廷来取而代之的。宋江一伙非常明白：朝廷屡次派兵进剿梁山所以均以失败告终，乃是梁山占了地利所致。梁山攻打一些城市所以能得手，也是因为事出突然，朝廷无法预料梁山何时会向何处发动进攻，急切中更无法调集足够力量来对付梁山。但梁山虽然偷袭某城得手。也颇费艰辛，又无法守得住，最后只有弃之而去。宋江如果不自量力、竟敢公然和皇帝叫板、与朝廷为敌，妄想争夺皇帝宝座。皇帝一旦“龙颜震怒”，以全国之力来拼梁山一偶，失败的毫无疑问必定是梁山，只怕还会给梁山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宋江“不反皇帝”是因为他有自知之明，不能、也不敢向皇帝发起挑战，并不是他“忠于皇帝和忠于那个体制”。
宋江“只反贪官”也不是事实，因为根据《水浒传》的描述，晁盖、宋江领导的梁山势力所攻陷的地方，按先后次序排列，主要有晁盖领导打江州、打无为军；宋江领导打祝家庄、高唐州、打青州、打华州、打大名府、和打东平府、东昌府和曾头市，但攻打的原因都不是因那里的官吏贪渎，梁山才兴义师去讨伐的。而是因为这些城市或侵犯、损害过梁山利益，或因梁山要劫夺这些地方的钱粮。
比方说晁盖打江州是为救宋江、戴宗，打无为军是为抓黄文炳替宋江报仇雪恨；晁盖先打曾头市、是因曾头市抢了段景住献给梁山的“千里玉狮子”宝马，还扬言要与梁山做对。前去曾头市打探消息的戴宗回来汇报说：“那曾头市上聚集着五七千人马，扎下寨栅，造下五十余辆陷车，发愿要与我们势不两立，定要尽捉俺山寨中头领，做个对头。那匹千里玉狮子马，现今与教师史文恭骑坐。更有一般堪恨那厮之处，杜撰几句言语，教市上小儿都唱道：‘摇动铁镮铃，神鬼尽皆惊。铁车并铁锁，上下有尖钉。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尽闻名！’没一个不唱，真是令人忍耐不得！”。一番话，激得晁盖勃然大怒，遂兴兵去攻打曾头市了。宋江后打曾头市则是因为曾头市又夺了梁山采购的二百多匹马、顺便为死在曾头市的晁盖报仇；
宋江打祝家庄是为应石秀、杨雄之请求去救时迁以及攫取那里充裕的钱粮。当时晁盖因时迁偷吃祝家庄报晓鸡惹出事端被捉，同行的石秀、杨雄逃回梁山求救，认为丢了梁山的脸，有污梁山威名，发怒要杀石秀和杨雄。“宋江劝住道：‘不然，哥哥不听这两位贤弟却才所说，那个鼓上蚤时迁，他原是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厮，岂是这二位兄弟要玷污山寨？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祝家庄那厮要和俺山寨敌对了。哥哥权且息怒，即日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寻他。那厮倒来吹毛求疵，因此正好乘势去拿那厮，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钱粮。’”，可见宋江要去打祝家庄，一是因为祝家庄要与梁山做对，二是想抢劫祝家庄丰裕的钱粮，并不是因为祝家庄有什么恶霸、贪官。
打高唐州主要是为救梁山的大恩人柴进；先著戴宗进城去打探消息，待“小校来报：‘戴院长回来了’。宋江便去迎接，到了堂上坐下，便问大官人一事，”当戴宗告诉晁盖和宋江：“（因李逵打死殷天锡）见今负累了柴大官人陷于缧绁，下在牢里；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尽都被抄扎了。柴大官人早晚生命不保。”于是，“晁盖道：‘柴大官人自来与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难，如何不下山去救他？我亲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便轻动？小可和柴大官人旧来有恩。情愿替哥哥下山。’”就这样发兵去打高唐州了。并无半句问及高唐州知州是否贪渎一事。
打青州是因宋江的徒弟孔亮因叔父孔宾、哥哥孔明即宋江的另一名徒弟都被青州知府拿了，孔亮向桃花山李忠、周通，二龙山鲁智深、武松、杨志求救；杨志认为三山兵少力微，只怕无法打下青州、救出孔宾和孔明，叫孔亮立即去向梁山求救。孔明来到梁山后，书中写道：“宋江慌忙下山迎接。孔亮见了，连忙下拜。宋江问道：‘贤弟缘何到此？’孔亮拜罢，放声大哭。宋江问道：‘贤弟有何危厄不决之难，但请尽说不妨。便当不避水火，一力与汝相助。贤弟且请起来。’”当孔亮告诉宋江，因哥哥与人等闲气，杀了人家一家大小，官府来捉，他们兄弟便上了白虎山占山为王，官府便将他们叔父孔宾拿了，他们兄弟率喽罗去救，哥哥孔明又被呼延灼捉去了。因此来请师父宋江去解救；宋江便告诉孔亮：“此是易为之事，你且放心。”于是就发兵去攻打青州救孔宾、孔明去了。
打华州是为救被拿的史进和鲁智深；打大名府则是要救被梁山用计送进了监牢、再准备救出来好让他上山入伙的卢俊义，以及此后为救卢俊义失陷在大名府的石秀而兴兵的。
打东平府、东昌府的理由更加简单，书中写道：“宋江又道：‘目今山寨钱粮缺少，梁山泊东有两个州府，却有钱粮；一处是东平府，一处是东昌府。我们自来不曾搅扰他那里百姓，今去向他惜粮。可写下两个阄儿，我和卢员外各拈一处。如先打破城子的，便做梁山泊主，如何？’吴用道：‘也好。’卢俊义道：‘休如此说，只是哥哥为梁山泊主，某听从差遗。’此时不由卢俊义，当下便唤铁面孔目裴宣，写下两个阄儿，焚香对天祈祷已罢，各拈一个。宋江拈着东平府，卢员外拈着东昌府，众皆无语。”就这样，梁山攻打东平府、东昌府的战争便拉开了大幕。
从《水浒传》的描写看来，梁山发动的所有大规模军事行动，都只是为了如下原因：或要消灭与梁山做对头的敌人，或打算抢劫对方的钱粮，或因对方抓了梁山的头领、损害了梁山利益。没有一次是因为那里的官员太贪、搜刮百姓太利害，因而梁山要去“弔民伐罪”、反那个贪官、杀那个贪官、拯救那里的老百姓而兴师动众的。相反，梁山每进攻一处城市，都是不分官吏军民、大肆进行烧杀抢掠，给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而且，宋江如果是个“只反贪官”的人，梁山招纳的一些文官武将、朝廷官吏，他就应该先去严格审查这些人未上梁山前究竟是贪渎之人、还是清廉之人。是贪渎的就拿去杀掉、最起码也不能让他加入梁山好汉的队伍；是清廉之人才能让他们成为“梁山好汉”中“光荣”的一员。
还有，有些财主加入了梁山，如“九纹龙史进”、“小旋风”柴进、“扑天雕”李应，“玉麒麟卢俊义”等，梁山也从来没有审查过这些人上梁山前是不是“为富不仁、祸害百姓”的恶霸。而是只要对梁山有利的，管他是贪官、还是污吏；管他是恶霸还是劣绅，一律不嫌不弃、照单全收。如果是与梁山作对的，即使是像包拯那样为民除害的清官、好官，梁山也照杀不误。
特别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那个高太尉高俅是当时人人皆知、无恶不做的大奸臣、大贪官,豹子头林冲就曾深受其害。当高俅带兵进剿梁山被梁山抓住时,宋江不但没将这个有名的大贪官杀掉,反而卑躬屈膝地对高俅以贵宾之礼款待，不准林冲杀他报仇,最后还将高俅贿以重礼送走了。《水浒传》中写道：“宋江、吴用、公孙胜等，都在忠义堂上。见张顺水渌渌地解到高俅。宋江见了，慌忙下堂扶住，使其取过罗缎新鲜衣服，与高太尉从新换了。扶上堂来，请在正面而坐。宋江纳头便拜，口称‘死罪’”。“当时宋江便教杀牛宰马，大设宴席，一面分投赏军，一面大吹大擂，会合大小头领，都来与高太尉相见。各施礼毕，宋江持盏擎杯，吴用、公孙胜执瓶捧案，卢俊义等侍立相待。宋江开口道：‘文面小吏，安敢叛逆圣朝，奈缘积累罪尤，逼得如此。二次虽奉天恩，中间委曲奸弊，难以缕陈。可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
高俅见了众多好汉，一个个英雄猛烈，林冲、杨志怒目而视，有欲要发作之色，先有了十分惧怯。便道：‘宋公明，你等放心！高某回朝，必当重奏，请降宽恩大赦，前来招安，重赏加官，大小义士，尽食天禄，以为良臣。’宋江听了大喜，拜谢太尉。当日宴会，甚是整齐。”
“第三日，高俅定要下山，宋江等苦留不住，再设宴席送行，抬出金银彩缎之类，约数千金，专送太尉，为折席之礼；众节度使以下，另有馈送。高太尉推却不得，只得都受了。”
宋江拿从民间劫掠来的钱财贿赂贪官，这种做法象是“只反贪官”吗？可见“文革”时“评水浒、批宋江”说宋江“只反贪官”是毫无事实依据的空穴来风！不知道他们得出这种结论的依据究竟来自那里？
笔者认为，硏讨、评价某本，必须以原著为主要依据，即便《水浒传》原著是从许多“话本”的素材编辑而成，但在编辑过程中，必然经过了作者的大量取舍增删及自己的一些修改虚构，一经成书，就当以书中描写的情节为准。因为我们不是在研究史书，而是在看一部。史书应当基本上符合史实，的情节却是以虚构为主的。我们要品偿、批评一本，当然只能以这本的原著为准，原著外的资料只能作为辅助材料。而且只有当原著某些情节有疑义、有争议时才能去参考其他资料予以佐证。当原著的含义明白无误时，不能丢开原著去凭空臆测或杜撰，更不能以原著外的某些资料来否定原著描写的含义。《水浒传》的原著中，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宋江等梁山好汉“反贪官”的描述。说明梁山事实上并没有举起“反贪”旗帜，没有将“反贪”当作自己的使命。他们只是反对一切“与自己作对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大概“文革”时所得出宋江“只反贪官”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想当然”的做法而已。
由此可见,梁山所谓“替天行道”、所谓“只反贪官”的说法都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臆断。其实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们只不过是一伙啸聚山林、杀人放火、为非作歹、祸国殃民的强盗！
“文革”时，曾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叫做“评水浒、批宋江”。当局发表了一个指导性意见，说宋江是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派，是引导梁山农民起义接受朝廷招安、反过来去打另一支农民起义队伍方腊的叛徒。当局定了调，有谁还敢唱反调？大家当然跟着“指挥棒”来了个大合唱。一时间，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批评声浪甚嚣尘土。岁月沧桑，当年“文革”的“英雄好汉”们已成了过眼云烟，可“文革”对《水浒传》的评价和批评犹时不时浮现在许多人、也包括笔者的心头。因此笔者觉得有必要拿出来向大家请教一下：那种说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论调是否正确？以释众感、以正视听。
在这里，笔者愿意先将拙见公之于众，以为“抛砖引玉”之举，因为既然学生提出问题来请教了，一些老师行家自然会出来释疑解惑。
笔者认为：宋江“不反皇帝”是真，而“只反贪官”为假；宋江之所以“不反皇帝”，乃是他清楚地知道，以“梁山”的实力尚不足与掌握全国资源的皇帝相抗衡；自己的才智、能力也无法驾驭普天下的官吏百姓。如果梁山真有力量来推翻皇帝，野心勃勃的宋江是会毫不犹豫地高举“反皇帝、除昏君”的大旗。打垮北宋朝廷来取而代之的。宋江一伙非常明白：朝廷屡次派兵进剿梁山所以均以失败告终，乃是梁山占了地利所致。梁山攻打一些城市所以能得手，也是因为事出突然，朝廷无法预料梁山何时会向何处发动进攻，急切中更无法调集足够力量来对付梁山。但梁山虽然偷袭某城得手。也颇费艰辛，又无法守得住，最后只有弃之而去。宋江如果不自量力、竟敢公然和皇帝叫板、与朝廷为敌，妄想争夺皇帝宝座。皇帝一旦“龙颜震怒”，以全国之力来拼梁山一偶，失败的毫无疑问必定是梁山，只怕还会给梁山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宋江“不反皇帝”是因为他有自知之明，不能、也不敢向皇帝发起挑战，并不是他“忠于皇帝和忠于那个体制”。
宋江“只反贪官”也不是事实，因为根据《水浒传》的描述，晁盖、宋江领导的梁山势力所攻陷的地方，按先后次序排列，主要有晁盖领导打江州、打无为军；宋江领导打祝家庄、高唐州、打青州、打华州、打大名府、和打东平府、东昌府和曾头市，但攻打的原因都不是因那里的官吏贪渎，梁山才兴义师去讨伐的。而是因为这些城市或侵犯、损害过梁山利益，或因梁山要劫夺这些地方的钱粮。
比方说晁盖打江州是为救宋江、戴宗，打无为军是为抓黄文炳替宋江报仇雪恨；晁盖先打曾头市、是因曾头市抢了段景住献给梁山的“千里玉狮子”宝马，还扬言要与梁山做对。前去曾头市打探消息的戴宗回来汇报说：“那曾头市上聚集着五七千人马，扎下寨栅，造下五十余辆陷车，发愿要与我们势不两立，定要尽捉俺山寨中头领，做个对头。那匹千里玉狮子马，现今与教师史文恭骑坐。更有一般堪恨那厮之处，杜撰几句言语，教市上小儿都唱道：‘摇动铁镮铃，神鬼尽皆惊。铁车并铁锁，上下有尖钉。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尽闻名！’没一个不唱，真是令人忍耐不得！”。一番话，激得晁盖勃然大怒，遂兴兵去攻打曾头市了。宋江后打曾头市则是因为曾头市又夺了梁山采购的二百多匹马、顺便为死在曾头市的晁盖报仇；
宋江打祝家庄是为应石秀、杨雄之请求去救时迁以及攫取那里充裕的钱粮。当时晁盖因时迁偷吃祝家庄报晓鸡惹出事端被捉，同行的石秀、杨雄逃回梁山求救，认为丢了梁山的脸，有污梁山威名，发怒要杀石秀和杨雄。“宋江劝住道：‘不然，哥哥不听这两位贤弟却才所说，那个鼓上蚤时迁，他原是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厮，岂是这二位兄弟要玷污山寨？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祝家庄那厮要和俺山寨敌对了。哥哥权且息怒，即日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寻他。那厮倒来吹毛求疵，因此正好乘势去拿那厮，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钱粮。’”，可见宋江要去打祝家庄，一是因为祝家庄要与梁山做对，二是想抢劫祝家庄丰裕的钱粮，并不是因为祝家庄有什么恶霸、贪官。
打高唐州主要是为救梁山的大恩人柴进；先著戴宗进城去打探消息，待“小校来报：‘戴院长回来了’。宋江便去迎接，到了堂上坐下，便问大官人一事，”当戴宗告诉晁盖和宋江：“（因李逵打死殷天锡）见今负累了柴大官人陷于缧绁，下在牢里；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尽都被抄扎了。柴大官人早晚生命不保。”于是，“晁盖道：‘柴大官人自来与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难，如何不下山去救他？我亲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便轻动？小可和柴大官人旧来有恩。情愿替哥哥下山。’”就这样发兵去打高唐州了。并无半句问及高唐州知州是否贪渎一事。
打青州是因宋江的徒弟孔亮因叔父孔宾、哥哥孔明即宋江的另一名徒弟都被青州知府拿了，孔亮向桃花山李忠、周通，二龙山鲁智深、武松、杨志求救；杨志认为三山兵少力微，只怕无法打下青州、救出孔宾和孔明，叫孔亮立即去向梁山求救。孔明来到梁山后，书中写道：“宋江慌忙下山迎接。孔亮见了，连忙下拜。宋江问道：‘贤弟缘何到此？’孔亮拜罢，放声大哭。宋江问道：‘贤弟有何危厄不决之难，但请尽说不妨。便当不避水火，一力与汝相助。贤弟且请起来。’”当孔亮告诉宋江，因哥哥与人等闲气，杀了人家一家大小，官府来捉，他们兄弟便上了白虎山占山为王，官府便将他们叔父孔宾拿了，他们兄弟率喽罗去救，哥哥孔明又被呼延灼捉去了。因此来请师父宋江去解救；宋江便告诉孔亮：“此是易为之事，你且放心。”于是就发兵去攻打青州救孔宾、孔明去了。
打华州是为救被拿的史进和鲁智深；打大名府则是要救被梁山用计送进了监牢、再准备救出来好让他上山入伙的卢俊义，以及此后为救卢俊义失陷在大名府的石秀而兴兵的。
打东平府、东昌府的理由更加简单，书中写道：“宋江又道：‘目今山寨钱粮缺少，梁山泊东有两个州府，却有钱粮；一处是东平府，一处是东昌府。我们自来不曾搅扰他那里百姓，今去向他惜粮。可写下两个阄儿，我和卢员外各拈一处。如先打破城子的，便做梁山泊主，如何？’吴用道：‘也好。’卢俊义道：‘休如此说，只是哥哥为梁山泊主，某听从差遗。’此时不由卢俊义，当下便唤铁面孔目裴宣，写下两个阄儿，焚香对天祈祷已罢，各拈一个。宋江拈着东平府，卢员外拈着东昌府，众皆无语。”就这样，梁山攻打东平府、东昌府的战争便拉开了大幕。
从《水浒传》的描写看来，梁山发动的所有大规模军事行动，都只是为了如下原因：或要消灭与梁山做对头的敌人，或打算抢劫对方的钱粮，或因对方抓了梁山的头领、损害了梁山利益。没有一次是因为那里的官员太贪、搜刮百姓太利害，因而梁山要去“弔民伐罪”、反那个贪官、杀那个贪官、拯救那里的老百姓而兴师动众的。相反，梁山每进攻一处城市，都是不分官吏军民、大肆进行烧杀抢掠，给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而且，宋江如果是个“只反贪官”的人，梁山招纳的一些文官武将、朝廷官吏，他就应该先去严格审查这些人未上梁山前究竟是贪渎之人、还是清廉之人。是贪渎的就拿去杀掉、最起码也不能让他加入梁山好汉的队伍；是清廉之人才能让他们成为“梁山好汉”中“光荣”的一员。
还有，有些财主加入了梁山，如“九纹龙史进”、“小旋风”柴进、“扑天雕”李应，“玉麒麟卢俊义”等，梁山也从来没有审查过这些人上梁山前是不是“为富不仁、祸害百姓”的恶霸。而是只要对梁山有利的，管他是贪官、还是污吏；管他是恶霸还是劣绅，一律不嫌不弃、照单全收。如果是与梁山作对的，即使是像包拯那样为民除害的清官、好官，梁山也照杀不误。
特别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那个高太尉高俅是当时人人皆知、无恶不做的大奸臣、大贪官,豹子头林冲就曾深受其害。当高俅带兵进剿梁山被梁山抓住时,宋江不但没将这个有名的大贪官杀掉,反而卑躬屈膝地对高俅以贵宾之礼款待，不准林冲杀他报仇,最后还将高俅贿以重礼送走了。《水浒传》中写道：“宋江、吴用、公孙胜等，都在忠义堂上。见张顺水渌渌地解到高俅。宋江见了，慌忙下堂扶住，使其取过罗缎新鲜衣服，与高太尉从新换了。扶上堂来，请在正面而坐。宋江纳头便拜，口称‘死罪’”。“当时宋江便教杀牛宰马，大设宴席，一面分投赏军，一面大吹大擂，会合大小头领，都来与高太尉相见。各施礼毕，宋江持盏擎杯，吴用、公孙胜执瓶捧案，卢俊义等侍立相待。宋江开口道：‘文面小吏，安敢叛逆圣朝，奈缘积累罪尤，逼得如此。二次虽奉天恩，中间委曲奸弊，难以缕陈。可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
高俅见了众多好汉，一个个英雄猛烈，林冲、杨志怒目而视，有欲要发作之色，先有了十分惧怯。便道：‘宋公明，你等放心！高某回朝，必当重奏，请降宽恩大赦，前来招安，重赏加官，大小义士，尽食天禄，以为良臣。’宋江听了大喜，拜谢太尉。当日宴会，甚是整齐。”
“第三日，高俅定要下山，宋江等苦留不住，再设宴席送行，抬出金银彩缎之类，约数千金，专送太尉，为折席之礼；众节度使以下，另有馈送。高太尉推却不得，只得都受了。”
宋江拿从民间劫掠来的钱财贿赂贪官，这种做法象是“只反贪官”吗？可见“文革”时“评水浒、批宋江”说宋江“只反贪官”是毫无事实依据的空穴来风！不知道他们得出这种结论的依据究竟来自那里？
笔者认为，硏讨、评价某本，必须以原著为主要依据，即便《水浒传》原著是从许多“话本”的素材编辑而成，但在编辑过程中，必然经过了作者的大量取舍增删及自己的一些修改虚构，一经成书，就当以书中描写的情节为准。因为我们不是在研究史书，而是在看一部。史书应当基本上符合史实，的情节却是以虚构为主的。我们要品偿、批评一本，当然只能以这本的原著为准，原著外的资料只能作为辅助材料。而且只有当原著某些情节有疑义、有争议时才能去参考其他资料予以佐证。当原著的含义明白无误时，不能丢开原著去凭空臆测或杜撰，更不能以原著外的某些资料来否定原著描写的含义。《水浒传》的原著中，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宋江等梁山好汉“反贪官”的描述。说明梁山事实上并没有举起“反贪”旗帜，没有将“反贪”当作自己的使命。他们只是反对一切“与自己作对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大概“文革”时所得出宋江“只反贪官”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想当然”的做法而已。
由此可见,梁山所谓“替天行道”、所谓“只反贪官”的说法都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臆断。其实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们只不过是一伙啸聚山林、杀人放火、为非作歹、祸国殃民的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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