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型整编装甲师的坦克数量已超越两个苏联坦克军的实力，考虑到此时苏联坦克军中还装备了部分轻型坦克，再加德军在坦克性能与人员素质上的优势，一个整编装甲师战斗力足以抵得上一个苏军坦克集团军（通常辖有3-4个坦克军和1个机械化军，拥有550-650辆坦克），而这样的整编装甲师全德国目前只编成了两个，且全在南方集团军群中——第一个是第16装甲师，另一个则是警卫旗队师。
除此以外，曼施坦因又将3个虎式重装甲营和12个独立火箭炮连也配属给一线部队使用，在顿河流域的主要突击方向集中了1000多辆4号或者虎式坦克，再加压倒性的空中力量，整体攻击能力十分强大，打得罗科索夫斯基上将的顿河方面军节节败退——他手下只有一个坦克第4集团军，是故曼施坦因有“推进速度过快”的俏皮话。
对新的整编师编列思路，一开始各主要将领中只有古德里安坚定不移地持赞同态度，认为装甲师应具有350-400辆装甲力量，他甚至希望将突击炮营也换成坦克营，因为实践证明突击炮在防御时是一把好手，但进攻中的效能依然不能与坦克相提并论，而包括曼施坦因等一线指挥官起初均对此抱怀疑态度，认为新编制规模过大，指挥起来并不如意，与其在2个师里集中750辆坦克（或突击炮），还不如将其拆分为3个250辆坦克左右的一般装甲师。但两个样板师实际编列完成后，整编师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一方面是指挥优势，完整4单位制整编师确实指挥起来要比3单位制的普通师要复杂，但在取消军一级编制后，集团军可直接指挥到师，集团军司令部—整编师—团这样的命令传导体系其复杂程度低于集团军—军—普通师—团的传递系统，而首批完成整编师换装的4单位制装甲师指挥官——无论是胡贝还是迪特里希都是赫赫有名的骁将，水平有口皆碑。霍夫曼的想法很简单，与其让平庸指挥官带领一般部队，不如让优秀将领多带一些兵力。
另一方面是兵力配置优势，同样人数的4单位制的整编师比3单位制的普通师拥有更多作战兵力——这话听上去很矛盾，明明兵力一样，怎么会出现整编师比普通师拥有更多作战兵力这样的怪事？原因就在于构成不同，前者拥有更多的近战（野战）兵力，不管一个师有多少人马，实际能投入作战的只有近战兵力，当近战力量损失殆尽后，该师就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同样4万兵力，750辆坦克（突击炮），整编师只需2个师长，2个装甲团团长和8个坦克营长，而普通师需要3个师长，3个团长和9个营长，后者比前者多出师、团、营各一级指挥部及相应的警卫与保障力量，能投入一线作战的兵力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优化兵力构成，强化一线战力是霍夫曼一再坚持的想法，他知道历史上国防军兵力编组中的问题：一是战斗兵力与支援、保障兵力不成体系，空有总兵力却缺少实际作战兵力，最突出的典型就是空军，所以第三帝国总兵力虽然巅峰时期高达1200万（三军总人数+后备军+党卫军+辅助军事人员），但使用起来总感觉捉襟见肘；另一个是习惯于组建新番号而未优先补充老番号部队，甚至为组建更多新部队而一再往编制里掺水，重点装备越来越少，表面上看部队数量很多，实际上打起来两个新番号师不如一个老番号师，等“国民掷弹兵师”这种名头的部队出场时，基本已可以宣告投降了。
霍夫曼在经济上进行了总动员，但兵力上并未进一步动员，相反还在1942年夏季950万兵力的基础上进行了削减。到1943年2月末最高统帅部重新统计时，德国武装力量总人数约为900万，包括：野战陆军440万，陆军后备军130万，空军140万，海军60万，武装党卫军25万和军事辅助人员105万。
其中变化最大的是陆军后备军，在1942年夏天180万兵力的基础上一口气净减少了50万，其中70万增补到了陆军（同期增加了30万新兵员，净减少40万），还有10万后备军因年龄偏大、身体情况不符合要求而被清退。空军在一线飞机总数翻一倍的基础上，兵力直接减少了30万，冗员大量被清退到陆军和其他辅助部门，海军总人数基本不变，但由于作战舰艇吨位和飞机数的增加以及陆战队的建立，其一线兵力比重提高了很多。通过这样的调整，霍夫曼第一次将德国武装力量实际一线作战兵力比重提高到了50%以上，而清退的50万壮劳力又可以投入各个生产岗位发挥更大价值。
由于没有斯大林格勒战役和阿拉曼等战役的损失，再加上北方、中央两个集团军群一片平静，德军一线精锐陆军兵力比历史同期增加了近60万——霍夫曼正是靠着这批精锐部队中的一半拿下了北非与中东战事的胜利。
霍夫曼看过档案与原始数据：德国1925-1927年间的婴儿出生率基本维持在2%左右（该年龄段人口将逐步年满18岁而适龄服役），1927年当年甚至只有1.84%，考虑到当时德国总人口只有4500万人，这意味着在满打满算的情况下，年新增服役人口只有40余万（男子），即便加上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德意志民族适龄人口，年新增总适龄人口也不会超过55万。得到这个数字后，他终于从人口角度深刻理解了为什么历史上1943年年初在斯大林格勒和北非彻底失败后德国走向最终崩溃——这两次大战整整损失了60多万部队（包括死亡、无法重返战场的负伤与被俘总人数），该数字已超过了全年新增适龄服役人口！
基于这样的人口数字，他给凯特尔下了一个在后者看起来十分怪异的命令：德国武装力量月平均永久损失人数不得超过5万人。考虑到第三帝国面临的战场范围已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这数字简直低到令人发笑。但几个月盘点下来，凯特尔惊愕地发现，由于东线恪守了没有高交换比宁可不打的条例，该数字从未被突破，损失最大的一个月也不过刚刚5万出头。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半年间总兵力永久损失不到20万人——简直就是一个奇迹！缺口轻而易举地从后备军抽调力量补上了，不仅完全补上，前线兵力还开始大量增加，甚至还额外编列出一个东方集团军群来担任战略预备队。
兵力补充压力减小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后备军能按部就班展开训练，当红军将各种各样的男人甚至女人直接推进部队、拉上前线作战时，后备军总司令勃洛姆堡元帅还在让德国新兵接受为期12周的强化训练，如果是装甲兵、炮兵、工兵等技术兵种，训练周期高达20周。新兵完成强化训练后也不是直接从新训营送往野战部队，而是先到野战部队的衔接训练大队报到，整体补充流程按照国防军特有的两阶段式新兵补充系统运作。
该衔接训练大队（营级单位）除接收新训营送来的新兵外，野战医院出院的伤兵及休完假的士兵也都到这里衔接待命，然后新兵老兵再混合编组接受3-4周的合成战术训练，通常每个师独立拥有3个这样的训练大队，该过程能让新兵适应野战部队的实际状况，在实际下部队时有认识的老兵对新兵心理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能锻炼老兵的指挥与协调能力，进一步增强了部队向心力。
这种训练和补充机制在霍夫曼看来非常重要，第三帝国能在装备、人数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打胜仗，完全就靠了这套体系，而当过军训处处长、陆军管理局局长和国防部长的勃洛姆堡元帅显然比任何一个前任都能深切领会这套体系的重要性，再加上一心想巩固提升自己在元首心目中的地位，干得比较出色。
“看到新编制取得成功我就放心了。”霍夫曼笑道，“凯特尔总长一直为这件事煎熬得睡不好觉，最起码这次回去可以放心了，我相信他今年一定能完成12个装甲师的整编任务。”
凯特尔苦笑着摇头，目光只看着施佩尔，那意思很明显：生产出足够的装备我才能完成这任务。
一堆人在指挥部里观察地图和沙盘，判断各部队进军情况，正说话时，电话铃声忽然响了起来，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韦勒中将接了电话后问道，“元首，这是胡贝将军利用大型步话机打来的无线电话，您想不想听一下战地的声音？”(未完待续。)
除此以外，曼施坦因又将3个虎式重装甲营和12个独立火箭炮连也配属给一线部队使用，在顿河流域的主要突击方向集中了1000多辆4号或者虎式坦克，再加压倒性的空中力量，整体攻击能力十分强大，打得罗科索夫斯基上将的顿河方面军节节败退——他手下只有一个坦克第4集团军，是故曼施坦因有“推进速度过快”的俏皮话。
对新的整编师编列思路，一开始各主要将领中只有古德里安坚定不移地持赞同态度，认为装甲师应具有350-400辆装甲力量，他甚至希望将突击炮营也换成坦克营，因为实践证明突击炮在防御时是一把好手，但进攻中的效能依然不能与坦克相提并论，而包括曼施坦因等一线指挥官起初均对此抱怀疑态度，认为新编制规模过大，指挥起来并不如意，与其在2个师里集中750辆坦克（或突击炮），还不如将其拆分为3个250辆坦克左右的一般装甲师。但两个样板师实际编列完成后，整编师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一方面是指挥优势，完整4单位制整编师确实指挥起来要比3单位制的普通师要复杂，但在取消军一级编制后，集团军可直接指挥到师，集团军司令部—整编师—团这样的命令传导体系其复杂程度低于集团军—军—普通师—团的传递系统，而首批完成整编师换装的4单位制装甲师指挥官——无论是胡贝还是迪特里希都是赫赫有名的骁将，水平有口皆碑。霍夫曼的想法很简单，与其让平庸指挥官带领一般部队，不如让优秀将领多带一些兵力。
另一方面是兵力配置优势，同样人数的4单位制的整编师比3单位制的普通师拥有更多作战兵力——这话听上去很矛盾，明明兵力一样，怎么会出现整编师比普通师拥有更多作战兵力这样的怪事？原因就在于构成不同，前者拥有更多的近战（野战）兵力，不管一个师有多少人马，实际能投入作战的只有近战兵力，当近战力量损失殆尽后，该师就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同样4万兵力，750辆坦克（突击炮），整编师只需2个师长，2个装甲团团长和8个坦克营长，而普通师需要3个师长，3个团长和9个营长，后者比前者多出师、团、营各一级指挥部及相应的警卫与保障力量，能投入一线作战的兵力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优化兵力构成，强化一线战力是霍夫曼一再坚持的想法，他知道历史上国防军兵力编组中的问题：一是战斗兵力与支援、保障兵力不成体系，空有总兵力却缺少实际作战兵力，最突出的典型就是空军，所以第三帝国总兵力虽然巅峰时期高达1200万（三军总人数+后备军+党卫军+辅助军事人员），但使用起来总感觉捉襟见肘；另一个是习惯于组建新番号而未优先补充老番号部队，甚至为组建更多新部队而一再往编制里掺水，重点装备越来越少，表面上看部队数量很多，实际上打起来两个新番号师不如一个老番号师，等“国民掷弹兵师”这种名头的部队出场时，基本已可以宣告投降了。
霍夫曼在经济上进行了总动员，但兵力上并未进一步动员，相反还在1942年夏季950万兵力的基础上进行了削减。到1943年2月末最高统帅部重新统计时，德国武装力量总人数约为900万，包括：野战陆军440万，陆军后备军130万，空军140万，海军60万，武装党卫军25万和军事辅助人员105万。
其中变化最大的是陆军后备军，在1942年夏天180万兵力的基础上一口气净减少了50万，其中70万增补到了陆军（同期增加了30万新兵员，净减少40万），还有10万后备军因年龄偏大、身体情况不符合要求而被清退。空军在一线飞机总数翻一倍的基础上，兵力直接减少了30万，冗员大量被清退到陆军和其他辅助部门，海军总人数基本不变，但由于作战舰艇吨位和飞机数的增加以及陆战队的建立，其一线兵力比重提高了很多。通过这样的调整，霍夫曼第一次将德国武装力量实际一线作战兵力比重提高到了50%以上，而清退的50万壮劳力又可以投入各个生产岗位发挥更大价值。
由于没有斯大林格勒战役和阿拉曼等战役的损失，再加上北方、中央两个集团军群一片平静，德军一线精锐陆军兵力比历史同期增加了近60万——霍夫曼正是靠着这批精锐部队中的一半拿下了北非与中东战事的胜利。
霍夫曼看过档案与原始数据：德国1925-1927年间的婴儿出生率基本维持在2%左右（该年龄段人口将逐步年满18岁而适龄服役），1927年当年甚至只有1.84%，考虑到当时德国总人口只有4500万人，这意味着在满打满算的情况下，年新增服役人口只有40余万（男子），即便加上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德意志民族适龄人口，年新增总适龄人口也不会超过55万。得到这个数字后，他终于从人口角度深刻理解了为什么历史上1943年年初在斯大林格勒和北非彻底失败后德国走向最终崩溃——这两次大战整整损失了60多万部队（包括死亡、无法重返战场的负伤与被俘总人数），该数字已超过了全年新增适龄服役人口！
基于这样的人口数字，他给凯特尔下了一个在后者看起来十分怪异的命令：德国武装力量月平均永久损失人数不得超过5万人。考虑到第三帝国面临的战场范围已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这数字简直低到令人发笑。但几个月盘点下来，凯特尔惊愕地发现，由于东线恪守了没有高交换比宁可不打的条例，该数字从未被突破，损失最大的一个月也不过刚刚5万出头。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半年间总兵力永久损失不到20万人——简直就是一个奇迹！缺口轻而易举地从后备军抽调力量补上了，不仅完全补上，前线兵力还开始大量增加，甚至还额外编列出一个东方集团军群来担任战略预备队。
兵力补充压力减小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后备军能按部就班展开训练，当红军将各种各样的男人甚至女人直接推进部队、拉上前线作战时，后备军总司令勃洛姆堡元帅还在让德国新兵接受为期12周的强化训练，如果是装甲兵、炮兵、工兵等技术兵种，训练周期高达20周。新兵完成强化训练后也不是直接从新训营送往野战部队，而是先到野战部队的衔接训练大队报到，整体补充流程按照国防军特有的两阶段式新兵补充系统运作。
该衔接训练大队（营级单位）除接收新训营送来的新兵外，野战医院出院的伤兵及休完假的士兵也都到这里衔接待命，然后新兵老兵再混合编组接受3-4周的合成战术训练，通常每个师独立拥有3个这样的训练大队，该过程能让新兵适应野战部队的实际状况，在实际下部队时有认识的老兵对新兵心理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能锻炼老兵的指挥与协调能力，进一步增强了部队向心力。
这种训练和补充机制在霍夫曼看来非常重要，第三帝国能在装备、人数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打胜仗，完全就靠了这套体系，而当过军训处处长、陆军管理局局长和国防部长的勃洛姆堡元帅显然比任何一个前任都能深切领会这套体系的重要性，再加上一心想巩固提升自己在元首心目中的地位，干得比较出色。
“看到新编制取得成功我就放心了。”霍夫曼笑道，“凯特尔总长一直为这件事煎熬得睡不好觉，最起码这次回去可以放心了，我相信他今年一定能完成12个装甲师的整编任务。”
凯特尔苦笑着摇头，目光只看着施佩尔，那意思很明显：生产出足够的装备我才能完成这任务。
一堆人在指挥部里观察地图和沙盘，判断各部队进军情况，正说话时，电话铃声忽然响了起来，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韦勒中将接了电话后问道，“元首，这是胡贝将军利用大型步话机打来的无线电话，您想不想听一下战地的声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