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西洋殖民者给米洲带来了可怕的外来疫病，于短短几年内就导致了几百万人的死亡，而1788年英吉利开始正式移民澳洲后，土著居民也同样因外来疾病遭受了灭顶之灾。
扶桑也有这样的例子——文政五年（1822年），扶桑爆发伤寒大疫，起因就在于长崎的外来患病水手。
因此，对此未雨绸缪是绝对必要的。
在直秀、小栗、坦庵先生等人的支持下，在兰医伊东玄朴、绪方洪庵和高野长英等人的努力下，嘉永五年（1853年）第一版防疫条例就已经完成，随后不断增补。
在没有直秀乱入的世界，扶桑要到1874年长与专斋领导医务局的时候，才官方承认了以西洋医术为主流，第二年才广泛向民众宣称近代“卫生”的概念，1874年开始发展近代医学，至1877年才开始推动近代饮用水道的建设，从而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水道系统已经基本完备，这才基本上杜绝了霍乱的流行。
不过，虽然防疫条例出来了，但汉医和兰医的道统之争，使其不能被广泛接受，几年下来，仅仅只能在几个地方得到施行。
安政五年（1858年）六月，因米人水手到访，霍乱又开始出现在江户。
江户的饮水依赖于两条人工水道，那就是宽永六年（公元1629年）建成的神田上水和后来增建的玉川上水。
限于当时的条件，水道并不是十分安全，十分容易被污染。而此时的穷困町民，不但大多居住在长屋这种拥挤的地方，而且本身也没有多少预防疾病的观念。
雪上加霜的是，占了大量份额的汉医，并不十分认可兰医对霍乱的治疗方案，而此时的医生数量本就不足，因此玄朴先生等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伤寒大规模蔓延。
所幸，七月初玄朴先生治好了公方样家定的急症，借着家定想赏赐与他的机会，玄朴先生提出想请幕府出面整治疫病。
其实，幕府在疫病爆发后就采取了相应行动，但两个原因导致没有取得好的效果：
首先，汉医提交的方法不靠谱，虽然也要求隔离病人，但整体疗效不佳；
其次，当时不但是与西洋诸国签署通商约定的紧要时刻，也是政争的紧要关头，自然使得幕府高层的心思并未全放在这上面。
不过，这次连公方样都染了伤寒，甚至还差点因此毙命，幕臣自然个个警惕起来——再不大力管的话，恐怕自身和家人也难以幸免。
因此，在公方样授意、大老井伊扫部头亲自过问后，玄朴先生得偿所愿——他参与制订的的防疫条例被幕府采用，而且江户的多间寺庙被征用，作为隔离病人的专用场所。
霍乱的主要传播渠道在于饮水和食物，光是喝热水和注意卫生两项，就能有效防止传播。
而且，止泻散，也就是黄连素，也是此时的对症良药。
在幕府允许日后专营和几个苗字带刀名额后，原本制造此药的豪商和医馆也识趣的很，立即将详细制法公之于众。
在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中旬，直秀离开江户赴任的时候，霍乱在江户已经得到了控制。
但是，也不知道是哪位幕臣泄露的消息，“霍乱之疫来自米人水手”居然在七月底就尽人皆知了，朝野形成了对罪魁祸首的声讨浪潮，以致于和历八月米人水手在下田港遇袭，虽然没有人致死，但多人负伤。
因为关于密西西比号患病水手的证据确凿，对这次受袭，米人特使哈里斯也只能口头抗议而已。
要知道，这可不光是扶桑人的事，当时米、英人在浦贺港的，也多有被波及的。
哈里斯倒是想抵赖来着，可英人特使额尔金不干啊——霍乱是舶来疫病，不是米人干的，那就是英吉利、鲁西亚的锅，这种烂事谁
愿意沾染啊。
虽然在疫病这事上保持了公正，但扶桑民间攘夷呼声的高涨，还是引起了额尔金的不安。
要知道，这两年英吉利在远东第一等重要的大事，除了亚罗号战争外，就数天竺民众武力反英的活动令人头疼——至于和扶桑的交涉，与前两者相比，根本在泰晤士中枢排不上号。
此时如火如荼的天竺武力抗争，最开始也只是当地反对英吉利舆论的高涨而已。
因此，有过前车之鉴的额尔金对舆论十分重视，他联合米人特使哈里斯向幕府施压，“霍乱的是非曲直，西洋诸国必定会保持公正，但由此引发的不利于西洋人士和通商的浪潮，幕府你们必须解决！”
可还还没等双方商量出解决方案，安政五年（1858年）七月二十二日，第二次白主之战的战报就转回了江户。
鲁人的再次惨败，激发了扶桑很多人的信心，于是攘夷的呼声更加高涨。
恰好，此时佛兰西特使格洛斯也赶到了浦贺港——算起来，他来扶桑的时间比英人额尔金晚了近两个月。
虽然在亚罗号战争里英佛联手，但津门约定确定后，两家舰队就分道扬镳了。
原来，和英吉利要到天竺灭火类似，佛兰西也有自己的痛楚——安南为其在远东唯一的根基所在，此时也是不稳。
英吉利在天竺已经殖民多年，称得上是根深蒂固，但相比之下，佛兰西在安南的力量有限，之前仅限于通商和拥有部分特权而已。
1856年,佛兰西远东舰队以“安南官府非法处死传教士”为由,炮轰了土伦港。但当时，佛兰西在远东只有一大三小四艘战船，所以只能泄愤而已。而这次借着亚罗号战争的缘故，13艘军舰增援远东，自然要变本加厉地向安南讨回“公道”。
但其后来听说米、鲁、英、兰四国在与扶桑交涉通商，格洛斯当然不肯吃亏，于是他也跑到江户占便宜来了。
在之前的亚罗号战争中，格洛斯和英使额尔金夫唱妇随，不，是配合十分默契，因此他的意见很受额尔金重视。
在了解到额尔金的担心后，格洛斯提出了一个解决思路，这就是祸水东引！
“你不是担心扶桑舆论不利于通商么，这好办呀，找一个倒霉鬼受过不就得了。压制不如疏导，你我两个国度又没在扶桑大动干戈，犯不上替人受过。”
其实，格洛斯的本意就是要坑死鲁西亚。
在对外的阴谋这方面，佛兰西是专业的。相比佛兰西，如今已有欧罗巴搅屎棍之称的英吉利，其实只是后起之秀而已。
15世纪到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中，哈布斯家族治下的斯巴尼亚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国度。
而佛兰西通过和奥斯曼勾结，拼命攻击当时哈布斯家族在欧罗巴大陆的另两个领地——尼德兰和奥斯马加，最终成功地将斯巴尼亚拉下了至强的宝座并取得代之。
直到如今，佛兰西这方面的手段依然十分高超，1853年到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这场几乎将所有欧罗巴强大国度都卷进来的战争，其始作俑者正是佛兰西！
鲁西亚固然有其西进的理由，但矛盾激化的却是佛兰西的手笔。
1815年9月，鲁西亚、奥斯马加、普鲁士三方在打败拿破仑后缔结了神圣同盟，矛头所指就是法兰西。因此佛兰西在1850年挑起的圣地之争，冀图引鲁西亚西进，重而激发和列强之间的矛盾，而佛兰西也借此能够拜托在外交上的困境。
事实正如佛兰西所期待的那样，此战争结束后，神圣同盟破裂，而英佛的关系则达到了史上最亲密的阶段。
但在亚罗号战争中，格洛斯发现了一丝不祥之兆——以调停人面目出现的米、鲁两国，获得了英吉利方面的
赞赏。米人暂且不说，但鲁人和英吉利在远东的合作，无疑是对佛兰西如今的地位造成了危险。
普鲁士王国和为奥斯马加一直谋求神圣罗马帝国的再次统一，这点是佛兰西无法容忍的——欧罗巴的棋手位置太多了，身边出现一个过于强大国度这不是一件好事！
而自战后1856年戈尔恰科夫出任外事大臣之后，鲁西亚致力于与原神圣同盟中盟友的关系缓和。
如果神圣同盟复兴，那佛兰西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英吉利了，否则将不得不退回到克里米亚战争之前的孤立状态。
每当想到这一点，佛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就不寒而栗。
格洛斯对皇帝的睿见十分赞同，因此他准备不遗余力地在英鲁之间搞破坏。
其实，英吉利特使额尔金对小伙伴的心思有所醒悟，但目前的形势，使他倾向于格洛斯的意见。
自1857年到达远东后，英使额尔金逐渐形成了几个重要观点：
第一，由于地利原因，远东是帝国触角的末梢，因此扶持当地势力是必须的；
第二，由于文化方面的原因，土著对欧罗巴教化十分抗拒，帝国亲自下场很可能得不偿失。因此，继续扶持原有官府是非常有利的——当然，要先通过皮鞭和镣铐让这些腐朽的官僚们“明白事理”；
第三，鲁西亚依旧抱着航海帝国的梦想，不肯老老实实地成为一个近海国度。在这一点上，帝国一定要打消其妄想。
第三点，也就是最后一点，额尔金深受英吉利远东官僚们的影响。
这些人向他详细汇报了鲁人在阿穆尔河的陆续冒险行为，并提醒他注意米鲁之间在远东的勾结。
对此，额尔金深以为然：
“1856年阿拉斯加落入掌握后，帝国从地理上分割了米鲁的领地。因此，限制好大洋这个最后通路，那就能真正实现对鲁西亚的封锁，然后自然可使其成为为帝国理想的伙伴——平时能摇旗呐喊，必要时可以为帝国流血作战。”
说实话，鲁人特使伊格那提耶夫在扶桑的“鲁莽行动”，深深地引发了额尔金的厌恶。
与在中华俯首帖耳相比，伊格那提耶夫如今的行为显得特别讨厌：
和米人过从甚密就不说了，对扶桑提出割让大岛的要求，这点凸显鲁人对北太平洋航海权的炙热野心！
不过，额尔金也有顾忌，因此之前不便阻止其在北地的军势行动。
要知道，鲁西亚在陆地上和中华接壤，在亚罗号战争未结束前，作为英吉利特使，额尔金一直担心鲁人通过陆路直接支援对手。
克里米亚战争战争中，双方可是各自出动了几十万人。万一鲁人直接插手亚罗号战争，额尔金再怎么为英吉利骄傲，他也不敢想象帝国有能力派遣这么多人来远东！
不过，如今佛使格洛斯的建议坚定了他的信心：
“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眼前的担心导致日后的困局。
如果鲁西亚打败扶桑，那肯定会提出对北方领土的要求。
而这样必然会导致其复燃对阿穆尔河口的野心。”
想到此处，额尔金不禁有些后怕，幸好鲁人在北方战败了，否则自己的压制计划很可能在其战胜后无法实现。
就这样，在佛兰西特使格洛斯的影响下，英使额尔金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于是在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底，幕府通过购船的名义献金于英佛，之后两国特使答应调停扶桑和鲁西亚之间的战事。
其实，这就是英佛有意让扶桑攘夷的浪潮指向鲁西亚，因此这件事在英佛米鲁之间撬开了裂缝。
而在日后有心人的操作下，这条裂缝越来越大，未来终于为扶桑争取到了一线生机。
扶桑也有这样的例子——文政五年（1822年），扶桑爆发伤寒大疫，起因就在于长崎的外来患病水手。
因此，对此未雨绸缪是绝对必要的。
在直秀、小栗、坦庵先生等人的支持下，在兰医伊东玄朴、绪方洪庵和高野长英等人的努力下，嘉永五年（1853年）第一版防疫条例就已经完成，随后不断增补。
在没有直秀乱入的世界，扶桑要到1874年长与专斋领导医务局的时候，才官方承认了以西洋医术为主流，第二年才广泛向民众宣称近代“卫生”的概念，1874年开始发展近代医学，至1877年才开始推动近代饮用水道的建设，从而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水道系统已经基本完备，这才基本上杜绝了霍乱的流行。
不过，虽然防疫条例出来了，但汉医和兰医的道统之争，使其不能被广泛接受，几年下来，仅仅只能在几个地方得到施行。
安政五年（1858年）六月，因米人水手到访，霍乱又开始出现在江户。
江户的饮水依赖于两条人工水道，那就是宽永六年（公元1629年）建成的神田上水和后来增建的玉川上水。
限于当时的条件，水道并不是十分安全，十分容易被污染。而此时的穷困町民，不但大多居住在长屋这种拥挤的地方，而且本身也没有多少预防疾病的观念。
雪上加霜的是，占了大量份额的汉医，并不十分认可兰医对霍乱的治疗方案，而此时的医生数量本就不足，因此玄朴先生等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伤寒大规模蔓延。
所幸，七月初玄朴先生治好了公方样家定的急症，借着家定想赏赐与他的机会，玄朴先生提出想请幕府出面整治疫病。
其实，幕府在疫病爆发后就采取了相应行动，但两个原因导致没有取得好的效果：
首先，汉医提交的方法不靠谱，虽然也要求隔离病人，但整体疗效不佳；
其次，当时不但是与西洋诸国签署通商约定的紧要时刻，也是政争的紧要关头，自然使得幕府高层的心思并未全放在这上面。
不过，这次连公方样都染了伤寒，甚至还差点因此毙命，幕臣自然个个警惕起来——再不大力管的话，恐怕自身和家人也难以幸免。
因此，在公方样授意、大老井伊扫部头亲自过问后，玄朴先生得偿所愿——他参与制订的的防疫条例被幕府采用，而且江户的多间寺庙被征用，作为隔离病人的专用场所。
霍乱的主要传播渠道在于饮水和食物，光是喝热水和注意卫生两项，就能有效防止传播。
而且，止泻散，也就是黄连素，也是此时的对症良药。
在幕府允许日后专营和几个苗字带刀名额后，原本制造此药的豪商和医馆也识趣的很，立即将详细制法公之于众。
在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中旬，直秀离开江户赴任的时候，霍乱在江户已经得到了控制。
但是，也不知道是哪位幕臣泄露的消息，“霍乱之疫来自米人水手”居然在七月底就尽人皆知了，朝野形成了对罪魁祸首的声讨浪潮，以致于和历八月米人水手在下田港遇袭，虽然没有人致死，但多人负伤。
因为关于密西西比号患病水手的证据确凿，对这次受袭，米人特使哈里斯也只能口头抗议而已。
要知道，这可不光是扶桑人的事，当时米、英人在浦贺港的，也多有被波及的。
哈里斯倒是想抵赖来着，可英人特使额尔金不干啊——霍乱是舶来疫病，不是米人干的，那就是英吉利、鲁西亚的锅，这种烂事谁
愿意沾染啊。
虽然在疫病这事上保持了公正，但扶桑民间攘夷呼声的高涨，还是引起了额尔金的不安。
要知道，这两年英吉利在远东第一等重要的大事，除了亚罗号战争外，就数天竺民众武力反英的活动令人头疼——至于和扶桑的交涉，与前两者相比，根本在泰晤士中枢排不上号。
此时如火如荼的天竺武力抗争，最开始也只是当地反对英吉利舆论的高涨而已。
因此，有过前车之鉴的额尔金对舆论十分重视，他联合米人特使哈里斯向幕府施压，“霍乱的是非曲直，西洋诸国必定会保持公正，但由此引发的不利于西洋人士和通商的浪潮，幕府你们必须解决！”
可还还没等双方商量出解决方案，安政五年（1858年）七月二十二日，第二次白主之战的战报就转回了江户。
鲁人的再次惨败，激发了扶桑很多人的信心，于是攘夷的呼声更加高涨。
恰好，此时佛兰西特使格洛斯也赶到了浦贺港——算起来，他来扶桑的时间比英人额尔金晚了近两个月。
虽然在亚罗号战争里英佛联手，但津门约定确定后，两家舰队就分道扬镳了。
原来，和英吉利要到天竺灭火类似，佛兰西也有自己的痛楚——安南为其在远东唯一的根基所在，此时也是不稳。
英吉利在天竺已经殖民多年，称得上是根深蒂固，但相比之下，佛兰西在安南的力量有限，之前仅限于通商和拥有部分特权而已。
1856年,佛兰西远东舰队以“安南官府非法处死传教士”为由,炮轰了土伦港。但当时，佛兰西在远东只有一大三小四艘战船，所以只能泄愤而已。而这次借着亚罗号战争的缘故，13艘军舰增援远东，自然要变本加厉地向安南讨回“公道”。
但其后来听说米、鲁、英、兰四国在与扶桑交涉通商，格洛斯当然不肯吃亏，于是他也跑到江户占便宜来了。
在之前的亚罗号战争中，格洛斯和英使额尔金夫唱妇随，不，是配合十分默契，因此他的意见很受额尔金重视。
在了解到额尔金的担心后，格洛斯提出了一个解决思路，这就是祸水东引！
“你不是担心扶桑舆论不利于通商么，这好办呀，找一个倒霉鬼受过不就得了。压制不如疏导，你我两个国度又没在扶桑大动干戈，犯不上替人受过。”
其实，格洛斯的本意就是要坑死鲁西亚。
在对外的阴谋这方面，佛兰西是专业的。相比佛兰西，如今已有欧罗巴搅屎棍之称的英吉利，其实只是后起之秀而已。
15世纪到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中，哈布斯家族治下的斯巴尼亚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国度。
而佛兰西通过和奥斯曼勾结，拼命攻击当时哈布斯家族在欧罗巴大陆的另两个领地——尼德兰和奥斯马加，最终成功地将斯巴尼亚拉下了至强的宝座并取得代之。
直到如今，佛兰西这方面的手段依然十分高超，1853年到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这场几乎将所有欧罗巴强大国度都卷进来的战争，其始作俑者正是佛兰西！
鲁西亚固然有其西进的理由，但矛盾激化的却是佛兰西的手笔。
1815年9月，鲁西亚、奥斯马加、普鲁士三方在打败拿破仑后缔结了神圣同盟，矛头所指就是法兰西。因此佛兰西在1850年挑起的圣地之争，冀图引鲁西亚西进，重而激发和列强之间的矛盾，而佛兰西也借此能够拜托在外交上的困境。
事实正如佛兰西所期待的那样，此战争结束后，神圣同盟破裂，而英佛的关系则达到了史上最亲密的阶段。
但在亚罗号战争中，格洛斯发现了一丝不祥之兆——以调停人面目出现的米、鲁两国，获得了英吉利方面的
赞赏。米人暂且不说，但鲁人和英吉利在远东的合作，无疑是对佛兰西如今的地位造成了危险。
普鲁士王国和为奥斯马加一直谋求神圣罗马帝国的再次统一，这点是佛兰西无法容忍的——欧罗巴的棋手位置太多了，身边出现一个过于强大国度这不是一件好事！
而自战后1856年戈尔恰科夫出任外事大臣之后，鲁西亚致力于与原神圣同盟中盟友的关系缓和。
如果神圣同盟复兴，那佛兰西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英吉利了，否则将不得不退回到克里米亚战争之前的孤立状态。
每当想到这一点，佛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就不寒而栗。
格洛斯对皇帝的睿见十分赞同，因此他准备不遗余力地在英鲁之间搞破坏。
其实，英吉利特使额尔金对小伙伴的心思有所醒悟，但目前的形势，使他倾向于格洛斯的意见。
自1857年到达远东后，英使额尔金逐渐形成了几个重要观点：
第一，由于地利原因，远东是帝国触角的末梢，因此扶持当地势力是必须的；
第二，由于文化方面的原因，土著对欧罗巴教化十分抗拒，帝国亲自下场很可能得不偿失。因此，继续扶持原有官府是非常有利的——当然，要先通过皮鞭和镣铐让这些腐朽的官僚们“明白事理”；
第三，鲁西亚依旧抱着航海帝国的梦想，不肯老老实实地成为一个近海国度。在这一点上，帝国一定要打消其妄想。
第三点，也就是最后一点，额尔金深受英吉利远东官僚们的影响。
这些人向他详细汇报了鲁人在阿穆尔河的陆续冒险行为，并提醒他注意米鲁之间在远东的勾结。
对此，额尔金深以为然：
“1856年阿拉斯加落入掌握后，帝国从地理上分割了米鲁的领地。因此，限制好大洋这个最后通路，那就能真正实现对鲁西亚的封锁，然后自然可使其成为为帝国理想的伙伴——平时能摇旗呐喊，必要时可以为帝国流血作战。”
说实话，鲁人特使伊格那提耶夫在扶桑的“鲁莽行动”，深深地引发了额尔金的厌恶。
与在中华俯首帖耳相比，伊格那提耶夫如今的行为显得特别讨厌：
和米人过从甚密就不说了，对扶桑提出割让大岛的要求，这点凸显鲁人对北太平洋航海权的炙热野心！
不过，额尔金也有顾忌，因此之前不便阻止其在北地的军势行动。
要知道，鲁西亚在陆地上和中华接壤，在亚罗号战争未结束前，作为英吉利特使，额尔金一直担心鲁人通过陆路直接支援对手。
克里米亚战争战争中，双方可是各自出动了几十万人。万一鲁人直接插手亚罗号战争，额尔金再怎么为英吉利骄傲，他也不敢想象帝国有能力派遣这么多人来远东！
不过，如今佛使格洛斯的建议坚定了他的信心：
“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眼前的担心导致日后的困局。
如果鲁西亚打败扶桑，那肯定会提出对北方领土的要求。
而这样必然会导致其复燃对阿穆尔河口的野心。”
想到此处，额尔金不禁有些后怕，幸好鲁人在北方战败了，否则自己的压制计划很可能在其战胜后无法实现。
就这样，在佛兰西特使格洛斯的影响下，英使额尔金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于是在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底，幕府通过购船的名义献金于英佛，之后两国特使答应调停扶桑和鲁西亚之间的战事。
其实，这就是英佛有意让扶桑攘夷的浪潮指向鲁西亚，因此这件事在英佛米鲁之间撬开了裂缝。
而在日后有心人的操作下，这条裂缝越来越大，未来终于为扶桑争取到了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