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伊扫部头就任幕府万人之上的大老，时间是安政五年(1858)四月二十三日，而他被刺身亡或者按幕府说的病重不能理政，则发生在今年三月的上巳节。
这样算来，大老井伊的主政时间是不到两年——比他前任老中首席堀田正睦的任期还短，堀田好歹是从安政二年（1855年）十月干到了安政五年(1858)六月，时长将近三年，就算减去井伊当大老的时段，那也足有两年半。
井伊主政的时期，幕政到底有啥变化呢？
除去“戊午密敕之案”和内斗，其实还他真干了不少事情：
简单分成对外和对内两种好了。
对外最有名的，当然是五国通商约定的签署了。
安政五年(1858)，井伊在没有取得小朝廷同意的情况下，先后与米、兰、英、佛四国签署了通商约定，翌年又和鲁西亚签署了同样的约定，并按文化十年（1813年）的旧约，与其分割了北方的云雾千岛。
对此，扶桑有很多人不满，挑头的就是齐昭一系，认为退让太过。
可直秀一系却对此评价很高，力不如人奈若何，该签就得签，否则可就真变成敬酒不吃吃罚酒了——直秀等人在北地反复折腾，只是往后推延了一年，也没最终改变与鲁西亚签约的发生。这就是形势使然，不得不如此。
另外，后世有一个著名误解，那就是安政五国通商约定没有限期。其实呢，是有的，当时约定“十四年后修约”。至于后来改成无限期，那是庆应二年五月十三日（1866.6.25）幕府和西洋诸国签署的《改税约书》干的好事,而且那时也不是真的无限期，只是约定“如一方（西洋人）不同意，那关税不能更改”而已。
而且别人不知道，直秀知道啊，在他原本的世界里，1859年8月，鲁人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9艘军舰兵临江户湾，提出“北地以北纬48°线划界，北虾夷地整体为鲁西亚所有”，但大老井伊一系予以坚定拒绝。
从这件事上看，井伊并非一味的对外屈躬卑膝，只是实力相差悬殊，不得不服软罢了。
而且，井伊还干了一件大事，可以证明他也不甘心一直屈从西洋诸国。
这件大事对幕末的影响非常深远，真正开启了公武合体的序幕——虽然齐昭一系早就提议扶桑大事需要京都小朝廷的敕许，但实际上还是只基本停留在幕府上奏小朝廷审判的阶段。京都想插手大政，实际上既没有体制保证又缺乏和幕府的合作基础。
当然了，如果齐昭一系掌权，那这两样有可能会补上。
安政五年（1858年）十月，也就是安政大狱开始后一个月，井伊在打压小朝廷的同时，开始试探，“能不能让皇室和德川家联姻？”
在这之前，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倒是将女儿嫁给过皇室，但公方样自己娶的却是顶级公卿的女儿或养女，这皇室和德川家联姻，无疑是井伊的釜底抽薪之计——大家争权夺利不要搞的这么难看，联姻多好啊，血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后啥事不能商量啊。
本来皇室是不同意的，毕竟这是自己最后的脸面和底线了——幕府名义上是臣子，这皇室公主嫁给臣子，太危险了。以己度人，如果皇室血脉断绝，那德川家过继儿子当皇帝，好像没啥不可以。再说了，安政大狱搞的这么难看，幕府你想屁吃呢？
但赤鬼井伊可不是好惹的，于是扶桑皇室就一直敷衍着，不说行也不是不行，“这么大的事情，不可轻率，总要先把细节都确认好了再说吧。”
而在此期间，大老井伊通过手下给小朝廷和皇室交了个底，“这开国只是权宜之计，等扶桑海防健全、兵强马壮了，到时自有计较。就算通商，这国本亦不可动摇。”
啥意思呢？
所谓国本不可动摇，指的是皇室还是皇室、幕府还是幕府，也就是说，井伊心目中的未来扶桑，还是现有治政架构，一切举动只不过是为了改良求存罢了。
而“到时自有计较”，则说明井伊对现在伏低做小也不满意，只不过是形势使然，只好暂且忍耐罢了。
其实，直到维新前，幕府都对西洋诸国充满了警惕，到最后洋人也反应过来了——后来英吉利转而支持萨摩、长州等藩国倒幕，这是有缘由的。
就算井伊和小朝廷的话有虚以委蛇的嫌疑，可幕府的法令总是真的在执行吧?
安政六年（1859年）五月，江户令禁洋服；同年六月，“禁鬻官衔、图籍及兵器于外舶。”
更在六月二十日，下令允许幕府旗本、大名及其陪臣可自行购买枪炮——以前是，先申请幕府批准了才可以购买，但这次是先买后报备。要知道幕府一直警惕各家积蓄武力，这回则是放开了一个大大地口子。
就凭这几道法令，说大老井伊对西洋诸国没有敌意，这谁都不信啊——难道买来军械是为了玩吗？总要有一个假想敌吧。幕府下发的法令，那自然不是针对自己，而此时幕府还是在扶桑一家独大，用排除法这么一看，那针对的自然只能是西洋人了。
同年九月，又令伊达庆邦、保科
容保、南部利刚、佐竹义就、津轻承烈、酒井忠宽六家助垦虾夷地。
这幕府直辖的御领都肯让出部分给诸大名，井伊一系都北方鲁西亚的提防之心跃然纸上啊。
同样可以说明井伊不甘心屈从西洋诸国或者说自强的事情还有：
自安政五年（1858年）起，幕府开始放松门阀之限，官学昌平簧改制，以前的招收对象只针对中高级幕臣子弟，如今下级武士子弟也可以入学了，而且也增加了各藩子弟的名额。同时，课本也从原来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学经典，增加了经科、史书、刑名等内容。
至于幕府的西洋学术教育机构“蕃书调所”，保持了井伊执政前的扩大趋势，另外也在同年对各藩子弟开放——之前在安政四年（1857年）时，学生就约有190 人。
作为重中之重的兵学，也在井伊执政期间得到了大力扶持：
虽说，推行西洋军制的讲武所，是安政七年（1860年）才从筑地铁炮洲搬到神田然后开始扩招的，但扩建可是之前就开始进行了。
至于水军，安政五年（1859年）幕府关闭了长崎水军传习所。
这关闭传习所，应该是后退咋能说是扶持呢？
原因在于，虽然关闭了长崎水军传习所，但这是因为军舰教授所越发壮大——幕府不甘心水军教练一直外人掌握。
安政四年（1857年），在江户讲武所内附设军舰教授所，教师方头取是直秀的老朋友麟太郎——胜义邦，其他教授、讲习为长崎传习所的毕业生，训练地设在了越中岛。
虽然关闭了长崎传习所，但幕府没有停止大肆建造海军的计划——除了扩建军舰教授所外，还准备大量外购战船。
安政七年（1860年）正月，幕府派遣了第一个出使西洋诸国的使团，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咸临丸访米”，除了担负协调的使命外，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购买战船。
同时，幕府也没有忘记自建战船，自从安政六年（1859年）佐贺藩献上了进口的造船机械后，幕府的第一个洋式造船所“长崎制铁所”就已经开始立项筹备了。
以上井伊一系的施政，除了安政大狱外，直秀一系并没有啥太不满意的地方，最多就是觉得low了点——想象力不够，制度建设不够大胆，执行力一般般，步子太慢。
但扶桑内部积弊已久，能做到这些就不容易了，换直秀亲自上的话，有些事情未必能做的下来。
可关于其它方面，尤其是内政，箱馆一系可对大老井伊没啥好评，一致认为，“这手里的烂牌打了个稀巴烂，真是意料之中、毫无惊喜可言。”
本来，安政五年（1858年）小栗忠顺提前当上了勘定奉行，虽说勘定奉行定员四人，可“锥处囊中，其末立见”，原本的大老爷们只会调和阴阳也就罢了，你小栗可是兰学先锋，又在长崎干了多年，学到的本事到哪里去了？！
结果除了推广农学有所成就外，小栗连韭山炼铁所都没保住——1858年坦庵先生死后，幕府开始分拆韭山炼铁所，将人员、器械大量分流到汤岛铸炮厂、横滨炼铁所和石川岛船厂。
按理说，这么开花散叶也没错，可是人、物要用起来啊，坦庵先生建立的先进管理制度在别的地方推行困难，这些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西洋学人才，很快学会了钻营奉承，跑冒滴漏那玩的甚是爽利——这倒是没辜负坦庵先生的眼光，都是聪明人啊，这学啥都賊快。
幸好，当初在直秀的建议下，韭山炼铁所建了一批配套工厂，这些都是商人或江川自家的产业，人员也多来自绳武馆的老人和韭山本地人。而这些技工要么更信任韭山的施政环境，要么没编制想走也走不了，这才给韭山保留了元气。
如今韭山能有一些民用机械的产出，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说到底，还是因为小栗和其他勘定奉行一样，都更信任官营，对民间产业哪不太看得上眼，一心想造几个大厂，然后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这个直秀也没法说，放大招之前是要摇很久，况且白主最初也是走的这条路。但幕府和白主有根本不同：
白主人少钱少，当时是迫不得已，可幕府地广人多，非要自己上这是要闹哪样啊！
反正幕府的内政在井伊时代成果寥寥。
另外可说的就是：
毁钟铸炮令终于废止了。
安政元年（1854年）十二月，小朝廷给幕府下了旨意，要求“梵钟均要捣毁以改铸枪炮”。安政二年（1855年）三月，幕府下令“销梵钟以铸大小炮。惟余古名钟、宗寺钟、报时钟不毁。”
在韭山炼铁所1857年炼钢成功、1858年仿制线膛炮成功前，这条法令一直在执行，给各地侵吞寺庙财产提供了借口，闹出的乱子很多——真以为光毁钟啊，这别的财物不也是可以加强海防吗？反正开了口子就收不住了。
安政六年（1859年）二月，也不知道是幕府醒悟过来——佛徒鼓动民众大乱太伤根基，还是因为铸造线膛炮用钢材就行，反正以“梵钟的铸铁中难以提炼出炮材
”为由，幕府废除了“毁钟铸炮令”。
另外两件事，虽然是在大老井伊遇刺后才实行的，但和他脱离不了干系：
第一件事是五品江户回令。
万延元年（1860）闰三月，幕府发出了五品江户回令，要求“为免扶桑紧缺，杂谷、水油、蜡、吴服（丝绸）、生丝五品，禁止直接与西洋通商，必须经由江户问屋操办”。
安政元年（1854年），老中阿部下令解散株仲间，就是取消了问屋商人的特权，既希望能促进流通、平抑物价，也是为了减少对各藩的经济盘剥，好汇聚人心。
如今这五品江户回令一出，虽然打的旗号是平抑物价、提高获利，可结果如何，大家都不看好——杂谷这些粮食管制一下是对的，可其它四品，江户问屋能不开捞甚至大捞特捞么，想想就不可能。
第二件事就是万延铸币。
这扶桑的金银汇兑是一比五，而海外是一比十五，直秀在嘉永二年（1849年）回扶桑时就特别提醒幕府了。可直到今年万延铸币前，明面上幕府愣是没啥动静——当然了，私下里，安政二年（1855年）秋，幕府开始偷偷地通过咸亨洋行“以扶桑金易海外银”。
这货币秩序可乱不得，因此直秀一系都老老实实地，除了偷偷吸纳一些黄金，并未从中大幅渔利。
可一直等到安政六年六月（1859年7月）三地开港通商，幕府都没啥动作，直秀当时就觉得，“坏了！”
果然，转过年来，到今年五月，直秀的最后一丝幻想破灭了。
以“海外金银比价不同，西洋商人大肆套利”为由，幕府发行了新的铸币，这万延小判金的含金量只有天保小判的三成三不到！
好么，这一下子造成的所有损失都由民众承担了。
除了幕府旗本以外，得闻“以扶桑金易海外银”的还有当时的老中后来的大老井伊，虽然大家斗得厉害，可在此事上居然保持了一致，真是活久见！
其实直秀早该想到这一点，因为除了以法令严格控制黄金流出这一条路外，逐年拉平金银比价差异才是合适的办法。既然幕府一直迟迟没有动作，甚至在安政六年（1859年）三港通商后，连本来的安政铸币都没发生——安政铸币稍微降低了含金量，那再期望幕府承担起这个重担就不现实了。
其实箱馆开港后，直秀作为奉行，他是用统一结算制搞定这件事：
家乐屋、喜梅屋、四季屋三家联手，在箱馆乃至扶桑各地发行金银票，存的是金子提取的时候还是金子，不主动要求金银之间进行兑换。
而对在箱馆的西洋商人，也是同样处理。
想拿鹰洋换丁银然后再拿银子换黄金，想多了吧，扶桑哪个商人敢帮忙，奉行所立马找上门去，“这防火做的不好，先关门整顿好了。”
当然，这也给箱馆带来的巨大的外部压力——各国商人纷纷抱怨。
但直秀一脸无辜地问，“为啥抱怨啊？”
这些外国商人唯唯诺诺却说不出理由，所以抱怨也没用！
但直秀却没料到幕府的处理方式。
直秀早该醒悟的，他之前多次让使番咨询勘定奉行小栗，而小栗一直避而不谈，这事情不是明摆着嘛——幕府就没安好心！
可直秀一直幻想，这“以扶桑金易海外银”的事情如果泄露了，幕府立马人心尽失，所以肯定要有所表示，最起码补贴各藩是要做的——箱馆是幕府直辖地御领，所以不用补贴？
但万万没料到，万延铸币幕府一步到位，把责任推给了洋商，同时据说是提高了对各藩的借款额度，这除了坑了普通民众，不但自己挣到了铸币的巨大利益，还卖好四方，真是刀切豆腐两面光！
虽然万延小判金发行在和历五月，而三个月前大老井伊就遇刺了，可他能脱得了干系嘛——铸币这样的大事，筹划要好久，因此明显是早有预谋。
这限制西洋人兑换金银，肯定会被报复，而且说不得会有海运便利的各藩会私下勾结外人牟利，而在通商后延迟一年发行新铸币，弊处已见，谁也无话可说！
大老井伊，你这算盘打的可真精啊。
正是隐隐觉察到井伊会出歪招这一点，直秀才在樱田门一事上置身事外，既没通过小栗提醒，也没献上啥短铁铳、新式马车之类的。
当然了，因为直秀乱入，樱田门之变能不能发生还是两回事，但直秀这种态度，无疑代表了对井伊治政的不认可。
捡知道的、能说的，秀念和尚与江木繁太郎议论了个痛快，之后他开始旁敲侧击问起备后福山藩的日后打算。
可想到，热衷政事的江木却两手一摊，“本家不过是水波逐流罢了，能安定一方就是万幸。”
秀念也不好说啥，只能暗戳戳地想，“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有你们坐不住的时候。”
可当时和尚可没料到，幕末风暴里人心诡谲，等江木随着大殿阿部再出山的时候，这双方是敌是友？大潮汹涌，未来谁能完全预料得到呢。
这样算来，大老井伊的主政时间是不到两年——比他前任老中首席堀田正睦的任期还短，堀田好歹是从安政二年（1855年）十月干到了安政五年(1858)六月，时长将近三年，就算减去井伊当大老的时段，那也足有两年半。
井伊主政的时期，幕政到底有啥变化呢？
除去“戊午密敕之案”和内斗，其实还他真干了不少事情：
简单分成对外和对内两种好了。
对外最有名的，当然是五国通商约定的签署了。
安政五年(1858)，井伊在没有取得小朝廷同意的情况下，先后与米、兰、英、佛四国签署了通商约定，翌年又和鲁西亚签署了同样的约定，并按文化十年（1813年）的旧约，与其分割了北方的云雾千岛。
对此，扶桑有很多人不满，挑头的就是齐昭一系，认为退让太过。
可直秀一系却对此评价很高，力不如人奈若何，该签就得签，否则可就真变成敬酒不吃吃罚酒了——直秀等人在北地反复折腾，只是往后推延了一年，也没最终改变与鲁西亚签约的发生。这就是形势使然，不得不如此。
另外，后世有一个著名误解，那就是安政五国通商约定没有限期。其实呢，是有的，当时约定“十四年后修约”。至于后来改成无限期，那是庆应二年五月十三日（1866.6.25）幕府和西洋诸国签署的《改税约书》干的好事,而且那时也不是真的无限期，只是约定“如一方（西洋人）不同意，那关税不能更改”而已。
而且别人不知道，直秀知道啊，在他原本的世界里，1859年8月，鲁人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9艘军舰兵临江户湾，提出“北地以北纬48°线划界，北虾夷地整体为鲁西亚所有”，但大老井伊一系予以坚定拒绝。
从这件事上看，井伊并非一味的对外屈躬卑膝，只是实力相差悬殊，不得不服软罢了。
而且，井伊还干了一件大事，可以证明他也不甘心一直屈从西洋诸国。
这件大事对幕末的影响非常深远，真正开启了公武合体的序幕——虽然齐昭一系早就提议扶桑大事需要京都小朝廷的敕许，但实际上还是只基本停留在幕府上奏小朝廷审判的阶段。京都想插手大政，实际上既没有体制保证又缺乏和幕府的合作基础。
当然了，如果齐昭一系掌权，那这两样有可能会补上。
安政五年（1858年）十月，也就是安政大狱开始后一个月，井伊在打压小朝廷的同时，开始试探，“能不能让皇室和德川家联姻？”
在这之前，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倒是将女儿嫁给过皇室，但公方样自己娶的却是顶级公卿的女儿或养女，这皇室和德川家联姻，无疑是井伊的釜底抽薪之计——大家争权夺利不要搞的这么难看，联姻多好啊，血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后啥事不能商量啊。
本来皇室是不同意的，毕竟这是自己最后的脸面和底线了——幕府名义上是臣子，这皇室公主嫁给臣子，太危险了。以己度人，如果皇室血脉断绝，那德川家过继儿子当皇帝，好像没啥不可以。再说了，安政大狱搞的这么难看，幕府你想屁吃呢？
但赤鬼井伊可不是好惹的，于是扶桑皇室就一直敷衍着，不说行也不是不行，“这么大的事情，不可轻率，总要先把细节都确认好了再说吧。”
而在此期间，大老井伊通过手下给小朝廷和皇室交了个底，“这开国只是权宜之计，等扶桑海防健全、兵强马壮了，到时自有计较。就算通商，这国本亦不可动摇。”
啥意思呢？
所谓国本不可动摇，指的是皇室还是皇室、幕府还是幕府，也就是说，井伊心目中的未来扶桑，还是现有治政架构，一切举动只不过是为了改良求存罢了。
而“到时自有计较”，则说明井伊对现在伏低做小也不满意，只不过是形势使然，只好暂且忍耐罢了。
其实，直到维新前，幕府都对西洋诸国充满了警惕，到最后洋人也反应过来了——后来英吉利转而支持萨摩、长州等藩国倒幕，这是有缘由的。
就算井伊和小朝廷的话有虚以委蛇的嫌疑，可幕府的法令总是真的在执行吧?
安政六年（1859年）五月，江户令禁洋服；同年六月，“禁鬻官衔、图籍及兵器于外舶。”
更在六月二十日，下令允许幕府旗本、大名及其陪臣可自行购买枪炮——以前是，先申请幕府批准了才可以购买，但这次是先买后报备。要知道幕府一直警惕各家积蓄武力，这回则是放开了一个大大地口子。
就凭这几道法令，说大老井伊对西洋诸国没有敌意，这谁都不信啊——难道买来军械是为了玩吗？总要有一个假想敌吧。幕府下发的法令，那自然不是针对自己，而此时幕府还是在扶桑一家独大，用排除法这么一看，那针对的自然只能是西洋人了。
同年九月，又令伊达庆邦、保科
容保、南部利刚、佐竹义就、津轻承烈、酒井忠宽六家助垦虾夷地。
这幕府直辖的御领都肯让出部分给诸大名，井伊一系都北方鲁西亚的提防之心跃然纸上啊。
同样可以说明井伊不甘心屈从西洋诸国或者说自强的事情还有：
自安政五年（1858年）起，幕府开始放松门阀之限，官学昌平簧改制，以前的招收对象只针对中高级幕臣子弟，如今下级武士子弟也可以入学了，而且也增加了各藩子弟的名额。同时，课本也从原来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学经典，增加了经科、史书、刑名等内容。
至于幕府的西洋学术教育机构“蕃书调所”，保持了井伊执政前的扩大趋势，另外也在同年对各藩子弟开放——之前在安政四年（1857年）时，学生就约有190 人。
作为重中之重的兵学，也在井伊执政期间得到了大力扶持：
虽说，推行西洋军制的讲武所，是安政七年（1860年）才从筑地铁炮洲搬到神田然后开始扩招的，但扩建可是之前就开始进行了。
至于水军，安政五年（1859年）幕府关闭了长崎水军传习所。
这关闭传习所，应该是后退咋能说是扶持呢？
原因在于，虽然关闭了长崎水军传习所，但这是因为军舰教授所越发壮大——幕府不甘心水军教练一直外人掌握。
安政四年（1857年），在江户讲武所内附设军舰教授所，教师方头取是直秀的老朋友麟太郎——胜义邦，其他教授、讲习为长崎传习所的毕业生，训练地设在了越中岛。
虽然关闭了长崎传习所，但幕府没有停止大肆建造海军的计划——除了扩建军舰教授所外，还准备大量外购战船。
安政七年（1860年）正月，幕府派遣了第一个出使西洋诸国的使团，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咸临丸访米”，除了担负协调的使命外，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购买战船。
同时，幕府也没有忘记自建战船，自从安政六年（1859年）佐贺藩献上了进口的造船机械后，幕府的第一个洋式造船所“长崎制铁所”就已经开始立项筹备了。
以上井伊一系的施政，除了安政大狱外，直秀一系并没有啥太不满意的地方，最多就是觉得low了点——想象力不够，制度建设不够大胆，执行力一般般，步子太慢。
但扶桑内部积弊已久，能做到这些就不容易了，换直秀亲自上的话，有些事情未必能做的下来。
可关于其它方面，尤其是内政，箱馆一系可对大老井伊没啥好评，一致认为，“这手里的烂牌打了个稀巴烂，真是意料之中、毫无惊喜可言。”
本来，安政五年（1858年）小栗忠顺提前当上了勘定奉行，虽说勘定奉行定员四人，可“锥处囊中，其末立见”，原本的大老爷们只会调和阴阳也就罢了，你小栗可是兰学先锋，又在长崎干了多年，学到的本事到哪里去了？！
结果除了推广农学有所成就外，小栗连韭山炼铁所都没保住——1858年坦庵先生死后，幕府开始分拆韭山炼铁所，将人员、器械大量分流到汤岛铸炮厂、横滨炼铁所和石川岛船厂。
按理说，这么开花散叶也没错，可是人、物要用起来啊，坦庵先生建立的先进管理制度在别的地方推行困难，这些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西洋学人才，很快学会了钻营奉承，跑冒滴漏那玩的甚是爽利——这倒是没辜负坦庵先生的眼光，都是聪明人啊，这学啥都賊快。
幸好，当初在直秀的建议下，韭山炼铁所建了一批配套工厂，这些都是商人或江川自家的产业，人员也多来自绳武馆的老人和韭山本地人。而这些技工要么更信任韭山的施政环境，要么没编制想走也走不了，这才给韭山保留了元气。
如今韭山能有一些民用机械的产出，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说到底，还是因为小栗和其他勘定奉行一样，都更信任官营，对民间产业哪不太看得上眼，一心想造几个大厂，然后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这个直秀也没法说，放大招之前是要摇很久，况且白主最初也是走的这条路。但幕府和白主有根本不同：
白主人少钱少，当时是迫不得已，可幕府地广人多，非要自己上这是要闹哪样啊！
反正幕府的内政在井伊时代成果寥寥。
另外可说的就是：
毁钟铸炮令终于废止了。
安政元年（1854年）十二月，小朝廷给幕府下了旨意，要求“梵钟均要捣毁以改铸枪炮”。安政二年（1855年）三月，幕府下令“销梵钟以铸大小炮。惟余古名钟、宗寺钟、报时钟不毁。”
在韭山炼铁所1857年炼钢成功、1858年仿制线膛炮成功前，这条法令一直在执行，给各地侵吞寺庙财产提供了借口，闹出的乱子很多——真以为光毁钟啊，这别的财物不也是可以加强海防吗？反正开了口子就收不住了。
安政六年（1859年）二月，也不知道是幕府醒悟过来——佛徒鼓动民众大乱太伤根基，还是因为铸造线膛炮用钢材就行，反正以“梵钟的铸铁中难以提炼出炮材
”为由，幕府废除了“毁钟铸炮令”。
另外两件事，虽然是在大老井伊遇刺后才实行的，但和他脱离不了干系：
第一件事是五品江户回令。
万延元年（1860）闰三月，幕府发出了五品江户回令，要求“为免扶桑紧缺，杂谷、水油、蜡、吴服（丝绸）、生丝五品，禁止直接与西洋通商，必须经由江户问屋操办”。
安政元年（1854年），老中阿部下令解散株仲间，就是取消了问屋商人的特权，既希望能促进流通、平抑物价，也是为了减少对各藩的经济盘剥，好汇聚人心。
如今这五品江户回令一出，虽然打的旗号是平抑物价、提高获利，可结果如何，大家都不看好——杂谷这些粮食管制一下是对的，可其它四品，江户问屋能不开捞甚至大捞特捞么，想想就不可能。
第二件事就是万延铸币。
这扶桑的金银汇兑是一比五，而海外是一比十五，直秀在嘉永二年（1849年）回扶桑时就特别提醒幕府了。可直到今年万延铸币前，明面上幕府愣是没啥动静——当然了，私下里，安政二年（1855年）秋，幕府开始偷偷地通过咸亨洋行“以扶桑金易海外银”。
这货币秩序可乱不得，因此直秀一系都老老实实地，除了偷偷吸纳一些黄金，并未从中大幅渔利。
可一直等到安政六年六月（1859年7月）三地开港通商，幕府都没啥动作，直秀当时就觉得，“坏了！”
果然，转过年来，到今年五月，直秀的最后一丝幻想破灭了。
以“海外金银比价不同，西洋商人大肆套利”为由，幕府发行了新的铸币，这万延小判金的含金量只有天保小判的三成三不到！
好么，这一下子造成的所有损失都由民众承担了。
除了幕府旗本以外，得闻“以扶桑金易海外银”的还有当时的老中后来的大老井伊，虽然大家斗得厉害，可在此事上居然保持了一致，真是活久见！
其实直秀早该想到这一点，因为除了以法令严格控制黄金流出这一条路外，逐年拉平金银比价差异才是合适的办法。既然幕府一直迟迟没有动作，甚至在安政六年（1859年）三港通商后，连本来的安政铸币都没发生——安政铸币稍微降低了含金量，那再期望幕府承担起这个重担就不现实了。
其实箱馆开港后，直秀作为奉行，他是用统一结算制搞定这件事：
家乐屋、喜梅屋、四季屋三家联手，在箱馆乃至扶桑各地发行金银票，存的是金子提取的时候还是金子，不主动要求金银之间进行兑换。
而对在箱馆的西洋商人，也是同样处理。
想拿鹰洋换丁银然后再拿银子换黄金，想多了吧，扶桑哪个商人敢帮忙，奉行所立马找上门去，“这防火做的不好，先关门整顿好了。”
当然，这也给箱馆带来的巨大的外部压力——各国商人纷纷抱怨。
但直秀一脸无辜地问，“为啥抱怨啊？”
这些外国商人唯唯诺诺却说不出理由，所以抱怨也没用！
但直秀却没料到幕府的处理方式。
直秀早该醒悟的，他之前多次让使番咨询勘定奉行小栗，而小栗一直避而不谈，这事情不是明摆着嘛——幕府就没安好心！
可直秀一直幻想，这“以扶桑金易海外银”的事情如果泄露了，幕府立马人心尽失，所以肯定要有所表示，最起码补贴各藩是要做的——箱馆是幕府直辖地御领，所以不用补贴？
但万万没料到，万延铸币幕府一步到位，把责任推给了洋商，同时据说是提高了对各藩的借款额度，这除了坑了普通民众，不但自己挣到了铸币的巨大利益，还卖好四方，真是刀切豆腐两面光！
虽然万延小判金发行在和历五月，而三个月前大老井伊就遇刺了，可他能脱得了干系嘛——铸币这样的大事，筹划要好久，因此明显是早有预谋。
这限制西洋人兑换金银，肯定会被报复，而且说不得会有海运便利的各藩会私下勾结外人牟利，而在通商后延迟一年发行新铸币，弊处已见，谁也无话可说！
大老井伊，你这算盘打的可真精啊。
正是隐隐觉察到井伊会出歪招这一点，直秀才在樱田门一事上置身事外，既没通过小栗提醒，也没献上啥短铁铳、新式马车之类的。
当然了，因为直秀乱入，樱田门之变能不能发生还是两回事，但直秀这种态度，无疑代表了对井伊治政的不认可。
捡知道的、能说的，秀念和尚与江木繁太郎议论了个痛快，之后他开始旁敲侧击问起备后福山藩的日后打算。
可想到，热衷政事的江木却两手一摊，“本家不过是水波逐流罢了，能安定一方就是万幸。”
秀念也不好说啥，只能暗戳戳地想，“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有你们坐不住的时候。”
可当时和尚可没料到，幕末风暴里人心诡谲，等江木随着大殿阿部再出山的时候，这双方是敌是友？大潮汹涌，未来谁能完全预料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