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众人都表示了重视。

  在这个时代,人手不足是普遍现象,否则各国也没必要在分封制下徘徊这么多年了。尤其紫帐汗国所在的东欧,情况更加严重。

  当初,朱文奎曾经问郭康,紫帐选拔管理人员时,为什么不组织统一考试。郭康当时就告诉他,就现在,以这里的情况,根本没有开科举的必要。

  郭康认为,科举的前提之一,是读书人够多,所以需要通过相对公平的方式进行选拔。而这边,根本没有这个条件。

  中原的教育,在其他古代文明看来,是个相当吓人的体系。在竹简时代,就能通过教育,把贵族的边界不断向下层扩展,导致了“士”的扩散。

  到使用纸张的年代,情况就更加明显。教育的普及,已经明显是一件无法阻止的事情——不仅贵族时代一去不复返,士族门阀维持的时间也不长。

  实际上,后人就有认为,门阀政治仅仅存在于东晋。在其他时代和政权下,世家大族仅能保有一定的影响力。到后来,很多世家干脆是依靠军功来维持。而等到印刷术也出现之后,连这种脆弱的状态也没法存在了。

  而科举的出现和完善,是这种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至于为什么它从宋朝开始,快速发展完善,黄巢的故事,就堪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由于一直考不上,黄巢愤恨于门阀把持考场,最终率众造反,打下长安,大肆屠杀那里的门阀世族。时人感慨“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个群体从此一蹶不振。

  所以,科举考试的目标,其实并不完全是要选拔最优秀的人才——这种方式,确实可以筛选出合格的人,但它在筛选奇才异人方面,显然不怎么擅长。

  而另一方面,科举更注重的是公平性,或者说,至少要让绝大部分读书人感到公平。这样,才能最大程度抑制“黄巢们”的出现。为此,哪怕牺牲一些灵活性和效率也在所不惜。因为官府其实也不需要这么多奇才。对于朝廷来说,大量合格人员组成的稳定结构,才是最优的选择,远比冒险要强得多。

  至于顶尖的管理人才,因为中原特有的极度人才过剩,和完善成熟的官僚制度,基本可以保证,能爬到顶层的都不会是庸人资质。这个任务,就不需要科举来实现了。

  所以,科举可以说是特殊文明、特殊环境下,一个针对性非常强的制度。连带着这个时代,中原的整套人才培养和选拔体系,也都是如此。对于其他地方来说,也就只能看看,是真的不好学。

  像紫帐汗国这里,世族本身反而是教育的中心之一。各家族的地位,很大程度就是来源于他们不断培育人才,给军队和行政系统输送官员。这其实也是没办法,因为这边的教育实在太落后,哪怕当年最有文化的希腊人,都被连绵不断的入侵和内战打残了。

  目前,这里虽然也有内部的考核和选拔机制,比如在军团内部进行定期考试,筛选文书能力合格的军吏,作为提升和奖励的参考标准。但这些也算不上科举,和“后黄巢时代”的科举制度,尤其相差甚远。

  而另一个教育的中心,就是教会。

  作为欧洲本土最有效的教育体系,教会几乎包揽了教育的方方面面。从乡间神父教小孩识字、算术,到地方上的各类神学院,再到大都的教会大学,可以说从启蒙到高等教育,都有教会的身影。至于欧洲其他地方,教会教育的比重只会更大。

  可以说,这套体系就是当今欧洲最合适的了。所以,教会才会这么关心人才不足的问题——因为提供合格人员,也有他们的一份责任。

  罗斯地区更加落后,这些教区不但要承担宗教任务,也得帮忙承担一部分管理职责。郭康估计,很长的时间里,这些地方都会以教会为主导。因为世俗教育实在是个奢侈品,短期内怕是没指望了。

  当然,按紫帐汗国的理念,是否世俗其实也无所谓。

  这里其实有个概念的理解问题。

  郭康那个时代,人们印象中的“世俗化”,是法国人提出的概念。而这个词的法语意思,是“平信徒”。

  教会把当时的信徒分为三种:平信徒,也就是普通的信教者;会士,也就是修士和修女;神职,也就是神父、主教之类有正式职务的人。所以,世俗化的含义,其实是“平信徒化”,也就是和教会争夺权力,从而将教会把持的教育、思想等领域,夺回到由平信徒组成的世俗政府控制下。

  这个概念,并不是“去基督教”,而只是“去教会”。因为当时的欧洲人也想不出离开基督教的社会……

  在最激进的大革命时代,法国人也做了一些尝试。一些人试图不再崇拜天父,而是崇拜“理性”等抽象概念,称为“理性崇拜”。

  理性崇拜信徒改造了包括巴黎圣母院在内的各地教堂,改名叫“理性圣殿”。在各地捣毁十字架,摧毁墓地雕像,以示和基督教决裂。还举行节日和集会,进行宣传、庆祝。最兴盛的时候,几乎成了新的国家宗教。

  虽然看起来,不过就是把天父换成了一个抽象的“道”,但理性崇拜的推动者,坚持说它并不是一种普通的宗教。主导者之一的莫莫罗告诫追随者,理性只是个抽象概念,不是神灵,而是人自己的一部分。另一个领导者克鲁兹则直言:只有一个神,那就是人民。

  而这种程度的改变,依然引起了巨大的混乱。很多人觉得它过于激进,无法接受,还有人指责这种改动引发了放荡和堕落。

  在打击教会的过程中,还有人趁机中饱私囊,侵吞教产。城里的有钱人争相低价收购教会产业,却拒绝承担教会曾经负责的公益职责,又引发了乡间的不满。

  连城市之间都爆发了冲突。第二大城市里昂指责第一大城市巴黎的政策,拒绝服从,而巴黎则扬言要直接派兵屠杀反对者……大家打成了一锅粥,造成了更严重的混乱。

  最终,这些过激行为,招来温和派的不满。在温和派代表人物罗伯斯庇尔的主导下,激进派遭到清洗,莫莫罗等人被送上断头台。理性崇拜随之失势,这个尝试也基本宣告失败。

  这件事算是个很有价值的参考。如果启蒙运动之后的法国,都无法经受这种变动,那么这年头的东欧,还是老实点为好。

  韦庄的《秦妇吟》一诗,历史上失传了很久。虽然这诗当时很出名,韦庄也被时人称为“秦妇吟秀才”,但在五代就失传了。据五代人的记录,是公卿们尤其不喜欢“天街踏尽公卿骨”等句,为了避免麻烦,韦庄自己要求不要继续流传的。

  现代人所知的全诗来自敦煌,是近代才发现的。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盗走的经卷里,有这首诗的抄本,后来经过罗振玉、王国维的校勘后,得以重新为人所知。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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