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自开采矿冶, 在大唐之前, 都是大罪。
但世家大族哪个没有占据一两座矿冶？王朝颓弱时，多数矿山都捏在士族门阀手中，南北朝也没解决这个弊病，大唐立国后, 高祖、太宗皇帝使了一些手段, 收回了个别重要矿冶，但多数矿山还是捏在甲姓世家手中。
高宗皇帝铁血覆灭太原王氏后，与世家大族立约缔造帝国，之后就有对矿山的约定，属于帝国战略矿藏的, 私人占有的必须上交帝国, 其他矿藏则不禁止私人占有并开采，包括金银矿在内, 但必须向帝国申报, 并接受工部矿冶司的勘探, 按储藏量向帝国缴纳资源税, 又以年度向帝国缴纳采矿税。
而中品以上的铁矿、硫磺矿都是禁止私人开采的矿属, 藩属国的硫磺矿也必须由大唐朝廷和该国共同开采, 任何私人开采都是违法的。
私铸货币也是严禁项。
大唐百姓可以将金银铜委托朝廷铸钱监铸币，只需交一成的铸币税；很多世家为了逃这笔税，选择运到海外自己私铸钱。
海外各国都有自己的铸币, 但因大唐的经济强势, 唐币在海外是通用货币, 而且唐币铸造精美、质量好、分量足，更被海外各国的民间接受，反而压倒本国货币，成为本国流通比例最大的货币，尤其是大唐的藩属国和东洋、南洋的王国，几乎全是唐币流通的世界了。所以大唐世家不止私运金银出去铸币，还选择在这些国家开采金银铜矿，就地私铸成唐币，一部分运回大唐，一部分就在该国和周边国家消化，省了巨量铸币税。可以说，所有甲姓世家在海外都有自己的私铸钱庄，逃脱铸币税。
大唐朝廷对此也没有严厉查禁，通常是明禁暗纵，因为这符合昭宗皇帝定下的“要以货币占有世界”的经济战略。
但在新罗、扶桑、伊努这些藩属国，大唐作为宗主国设有铸币局，为了垄断藩属国的铸币税，对私铸是真的严查严禁。
然而，有高额的利益存在，海外私铸就是禁不了的；何况藩属国的执法力度也没有大唐那么强。靖安司在海外搜查到罪证，通告藩属国查禁，但不久之后，私铸工场又在另一地出现。
以前，朝廷没有向世家发作，都是查下不纠上。
但现在，李毓祯发作了。
她发作的目的也不是禁绝，而是涉案入罪。
这三本奏章列的涉案项加起来，足以让任何一位宰执去职。
外面的雪粒子变成了雨夹雪，伴着淅淅沥沥声。李毓祯听着雨声，冷淡说道：
“下雨了，让他们走路。”
雨天路滑，人走易跌。
“下雨了，让他走路”，这是大唐上至朝廷下至小民都懂的俗语，意思让人滚蛋。
……
三司长官出来，思及太子前后手段，心中凛然。
太子在册封礼上苏醒后，很多人都料定，郑执中和张夷直的政事堂相位已经坐到头了，就算不挟带私心的魏重润，尚书令之位置也坐不下去了。这三位可是反对立储的领衔者，事后能不清算？就算太子不记恨，但能继续任用三人为相执政？
这无关乎储君的宽容、仁德，而是君相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尤其大唐帝国的政体不同，皇帝和宰执是二分权力，大明宫和政事堂的稳定关系就很重要，关乎到帝国权力的稳定。如果是东宫太子和宰执有嫌隙，这无关紧要，毕竟执政的是皇帝，等太子为帝了再说后事；但李毓祯是监国太子，已经代皇帝掌朝政，和宰执的关系就是直接面对了。
魏、郑、张三位相公也很明智，在太子监国次日，就上了辞相表。
魏重润以身体不佳、不能担负宰相重荷为由提出辞相；郑执中、张夷直二位均是检讨自己在册储大事上处事不当，不宜再在相位。
李毓祯若接受了三相的辞呈，朝野士论也不会非议，认为合乎情合乎理。
令人意外的是，李毓祯并没有接受三相的辞呈，对魏重润是挽留，对郑、张二位则是言明：反对立储也是为公，她不会因此怪罪，也不以此事为隙；又说：诸位相公只要具为相之德、秉政之能，忠于国事，她都会予以信任。之后，又调了一位御医常驻魏府，为魏重润调理身体。
消息传出去，朝野都说太子胸襟宽广，不计前嫌。
但三司长卿知道，太子暗底里让他们全面调查郑、张二相。
这哪是不让他们走人？分明是不让他们辞相，而是获罪罢相！
虽然紫宸殿和政事堂的关系要保持稳定，但这是大方面的，具体掌权而论，皇帝和宰执不可能一团和融，牙齿嘴唇还有磕着的时候，何况涉及到最高的权力和利益？再者皇帝和宰执的政见也未必完全一致。和皇帝有嫌隙的宰执也未必不会留在政事堂中，毕竟，政事堂不是由皇帝的喜怒左右。——郑执中、张夷直二相若真因立储的嫌隙而被李毓祯允去，朝野不会说太子做得不应该，但“贤德，容人”肯定和太子无关了。
郑、张二人却会因辞相得了清名，因公执言，为公去相，既有了大义，又不恋权位。
李毓祯能让他们这般光风霁月的走人？
三位长卿很快知道答案。
魏重润太子有保全的意思；
郑、张二人，太子不仅要去相，还要让他们背着骂名从朝廷滚蛋，并借此打击荥阳郑氏、吴郡张氏两大甲姓世家——去相是一个人的事，诸项涉罪案牵扯进去的却是整个家族。
当然很多涉罪项没有确凿的证据，以两位甲姓世家主的身份以及家族势力，这些事情无需他们直接出手，若被朝廷查获，自然有人出来顶罪，而郑氏和张氏都会摘得干干净净。但涉及如此多的罪项，即使只是“涉嫌有罪”，也足以让郑、张二位世家相公狼狈走人了。
太子这心思、这手段，怎能不让人心凛？
靖安将军孟可义知道得更多，太子殿下这是以朝争的正当手段，打击削弱反天启派的势力。
……
十一月上旬，帝京的官员和士人们听到一个惊雷般的消息。
郑相公和张相公被监察司、廉政公署联名弹劾，论罪达二十八条之多。
涉嫌受贿、私占朝廷禁矿、铸币逃税等等，涉案金额高达千万两黄金……很多官员嘶口气，他们辛苦几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钱。
长安的士人们都愤慨了，这是侵占国财呀！更愤慨的是，竟然接受了外国商团的贿赂，都在怀疑，有没有出卖帝国利益？
所有大唐国民都是帝国的主人，由圣高武皇帝陛下写进《大唐帝国国诰》里的这句话，底层百姓或许没有强烈的感受，但接受国民教育、士民教育熏陶出来的士人，普遍都有对大唐的归属感和使命感，士农工商士在首，士是大唐的治国者，帝国是皇室的帝国，是世家的帝国，也是大唐士人的帝国。侵占国财，首先就是侵占士人的利益；向外国出卖帝国利益，更是士人不能容忍的事。
宰执不是以家世血统上位，是以才德上位，以“优秀卓绝于天下士人”成为大唐士人治国掌权的代表，却侵占国家资源损害帝国利益，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大唐士人的表率？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占据治国的位置？——大唐士人不容许。
十几天后，这个消息传遍了长安坊间，长安百姓说起来就气愤——这得是占了多少税收啊！
大唐的平民百姓都知道，帝国收到的税收越多，拨出来用于教育、公益的就越多，就有很多百姓翻出之前的事儿说：难怪两位相公反对公利医疗，他们有钱啊，不稀罕朝廷出钱的公利医疗……这种声音一传开，连农市上卖菜的都骂开了，这就是大家切身的利益受损了，看病能节省家里多少钱啊，你们有钱的不担心，也得让我们这些没钱的看病呀。
平民百姓们敬畏世家，没有公开指名骂，私下里却都会说一说、骂一骂。
遭到士人抨击和民间百姓骂声，郑执中和张夷直的名声渐渐降到了冰点，就连荥阳郑氏和吴郡张氏的名声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
弹章上呈后，李毓祯批了奏章，令郑执中、张夷直“归避”，由监察司、廉政公署会同御史台查证嫌疑。
按朝堂的弹劾归避制度，官员被御史台弹劾可以不归避，因为御史有权风闻奏事，不需要查有实证；而监察司、廉政公署弹劾官员，必须有外围调查、有嫌疑取证，一旦被这二司弹劾，都必须停职待查，直到解除嫌疑，才能归职。
如果是证据确凿的，查证弹劾属实，大理寺按律法判罪，没什么可说的；但若证据不够明确，查证出来就只是有嫌疑，至于倾向于是“清白”，还是“有罪”，就很有操作余地了——关键是看上面的态度。
如果被弹劾的是宰执相公，就是看皇帝陛下的态度。
若皇帝信任，会倾向于“清白”，继续任用，即使涉嫌影响太大，也会明惩暗用，降职一段时间，又再起用；
若皇帝不信任，即使没有实证，也会倾向于“有罪”。
朝中明智的官员都知道：郑、张二位世家相公的罪证是很难查实的，身为甲姓世家主，又居执政相公高位，底下有太多的人可用，查出来犯案主事官员都会死顶认罪，不会咬出两位相公来，弹劾的罪项虽多，却不会有一桩成为实锤砸到两位世家相公身上。
——两位相公的去留，实际取决于太子殿下的倾向。
是“清白”，还是“有罪”？
很快，官员们就有了答案。
……
十二月初四，是帝国皇帝李翊江的“万寿节”，官民放假一日，三品以上的实职和散阶高官均有资格进入大明宫的国宴殿麟德殿，参加万寿宴，庆贺皇帝陛下的寿辰。但帝国高官们在宰执的席位上只见到六位相公，没有郑相公和张相公。
虽然归避在家，停职待查，但郑、张二位还是帝国的执政相公，有资格参加皇帝的寿宴，如果被皇帝信任，就不会受到被查证的影响；但这二位没有出现在麟德殿的寿宴上，就表明了陛下和太子的态度。
虽然查证还在进行，但高官们都知道，这二位罢相已经是确定的了；不确定的是，太子要追究到什么程度？
看清形势的高官和权贵家族都在暗底下调整与郑系、张系势力的关系。
当然，关系调整不会表现得那么明显，越是高门世家，越是不动声色，平时怎么应酬来往，还是怎么来往。一则，甲姓世家的兴衰不是看一时的官场起落；二则，甲姓世家的实力有很多在官场之外。世家之间的关系是进、是退，还是保持不动，不是以朝堂起落为风向标，还要看双方在朝堂之外的利益联结，以及形势和格局来定。
长安的士人们接触不到决策层的想法，坊间百姓们不关心这些上层的利益纠葛，他们只关心一件事：张、郑二相，何时下雨走人？
正月初八一开衙，京中各衙的官吏还没从年假中收心过来，就听到一个雷震般的消息。
张相公和郑相公被监察司和廉政公署司联名上奏，参劾罪状达二十七八条之多。
涉嫌贿赂、违法私占、逃税等金额高达黄金几千万两……我的个乖乖！很多官员都嘶口冷气，他们辛苦几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钱。
消息很快传到民间，长安坊间都爆腾起来，这得是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啊！然后便有人翻出之前的事讽刺说，难怪两位相公反对公利医疗提案，敢情他们有钱，不需得公利医疗。……这种声音一传开，平民百姓都愤怒起来，你们有钱是你们的事，那也得让我们有活呀。大家敬畏世家，不敢公开指骂，但私下里都会传一传，呸一呸，张夷直、郑执中在朝野的名声已经降到冰点了。
太子令二人归避，待监察、廉政二司会同御史台查证，确定无罪方可归职。
按大唐的惯例，宰相被御史弹劾可以不归避，因为御史有权风闻奏事、弹劾大臣；但监察司、廉政司参劾大臣必须至少有外围调查、有嫌疑取证，而一旦被这二司参劾，都必须停职待查，暂停一切公务，直到解除嫌疑，才能归职。当然，查证的结果是“嫌疑”还是“有罪”—，这其中还是很有操作余地的——关键是看皇帝的态度。
如果皇帝信任或想继续用被参者，即使查证指向有罪，皇帝也会明惩暗用，降职降罪一段时间后又会起用——除非罪行昭显且影响恶劣，皇帝都没法再用；如果皇帝不再信任、或不再想用被参劾者，即使查证后嫌疑还是嫌疑，罪证并不明确，皇帝也会倾向“有罪”。如今是李毓祯监国掌政，张、郑二相的去留，当然就是取决于太子的态度。
而在正月十五上元节灯会上，诸多朝臣没有在丹凤门城楼上看见张、郑二相出现，便知道太子的态度了。——按惯例，元夜灯节宰臣都会被赐登丹凤楼观灯，张、郑二人还是宰相，仍然有资格被赐登楼，但太子没有给他们这个荣耀，足见已经倾向于“有罪”。
虽然查证还在进行中，但大家都知道，这二位罢相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唯一不确定的，就是要看太子追究到什么地步。
看清形势的朝臣们都默默调整自己的站位。
当然，世家不可能表现得那么明显，平时该怎么应酬来往，还是怎么应酬来往。毕竟，高门世家的兴衰可不是看一时的高低起落。何况，世家的实力更多是在官场之外，世家之间的关系是进、是退、还是保持不动，不是以官场起落为风向标，主要还是要看双方在朝堂之外的利益联结情况。
而长安的老百姓们不关心这些上层的利益纠葛，也关心不起，他们只关心一件事：张、郑二相，何时下雨走人？
……
年前只下雪没下雨，过了年正月十一，朝廷的罢相诏下来了，丹凤门广场上张贴了诏令，帝国官报也登载了诏令。
郑执中和张夷直被罢免了相职，散官阶降一阶，爵位也从国公降为侯。
——虽然没有落实的罪项，但有两三项，不能完全洗脱嫌疑，而且涉案中查证出郑氏和张氏的几位子弟，身为家主脱不不了责任：家主是指使还是被蒙蔽，就是人的一张嘴，看你怎么说了。
也看人们信哪样了。
反正帝京的士人和百姓们都是拍手叫好的，说圣人英明，太子英明。
之后的一个月里，帝国中很多世家派系悄悄出手，郑系、张系的京朝官、地方官，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调出重要职位，或谪迁，或免职，罪名确立的，京中大理寺和地方大理院判刑入狱。而在官场之外的重要经营也遭到了狙击。
短短时间内，荥阳郑氏和吴郡张氏两大甲姓世家的势力就遭遇到了暴风雪式的打击，官场上的势力大大缩减，国内外的经营线也不得不收缩。当然，庞然大物不可能一下倒地，毕竟是绵延八、九百年的世家，但在朝堂上的话语权遭到严重削弱，至少短时期内是不可能重得权柄了。
……
就在郑、张二相的罢诏令出来后，朝廷内外都在猜测新的相公会是谁？
政事堂的相公不一定会满员，这得看有没有合适的人，但很多政治敏锐的官员士人都认为——太子必定会任命她的人上台。
正月十六上元节之后，新相的任命下来了，在众人的意料之中，也在众人的意料之外。
第一道任命，皇帝以中书右卿谢迥迁中书左卿。
这是政事堂内正常的进迁，朝廷内外都不意外。
大唐官位尚左，虽然等阶相同，但左官比右官的资历更深一些，管辖职任也稍重一些。
这是要将中书右卿的位置空出来，任命新相。
第二道任命，皇帝除拜礼部左卿沈纶为中书右卿。
这就让大家意外了。
若论为官资历、政绩和能力，沈纶是够得上副相资格的；但是他才从地方长官迁调中央，任礼部左卿不到一年，就又拜相入堂了，登入帝国的权力中枢，这难免让人瞠目：这进身速度，太快了！
和沈纶政绩、能力相当的，而资历尤胜的，不是没有。
当然，资历在大唐的官僚机制中，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圣高武皇帝定下的“不拘一格用人才”，在帝国朝堂得到很好的继承，尤其政事堂的宰执除拜，除了政绩、才智能力是硬条件外，其他的就是软条件了，主要看是否“简在帝心”。
显然这些年有起色的吴兴沈氏进入了太子眼中。
世家风云起落很正常，前一百年你登台，后一百年我登台，只要底蕴不失，沉伏下去也有再次腾飞的可能，沈氏焕发活力，进入帝国中心，大家意外之后也不觉意外了。下去了两个世家，总要上来一个，这就是皇室和世家的权力平衡。
也有人想到前段日子沸沸扬扬、如今帝国正在试点推行的公利疾预卫生体制，设计这个体制的至元道师，正是沈纶的女儿沈清猗，沈纶上位，或许还有其女的加成在内？毕竟当初那提案，可是秦国公主提到政事堂的。还有之前的瘟疫灾害，这位至元道师也是核心立功人员，至今帝国还在用她的防疫检测剂呢。或许从那时起，沈氏就已经进入了秦国公主的青眼。
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
但世家大族哪个没有占据一两座矿冶？王朝颓弱时，多数矿山都捏在士族门阀手中，南北朝也没解决这个弊病，大唐立国后, 高祖、太宗皇帝使了一些手段, 收回了个别重要矿冶，但多数矿山还是捏在甲姓世家手中。
高宗皇帝铁血覆灭太原王氏后，与世家大族立约缔造帝国，之后就有对矿山的约定，属于帝国战略矿藏的, 私人占有的必须上交帝国, 其他矿藏则不禁止私人占有并开采，包括金银矿在内, 但必须向帝国申报, 并接受工部矿冶司的勘探, 按储藏量向帝国缴纳资源税, 又以年度向帝国缴纳采矿税。
而中品以上的铁矿、硫磺矿都是禁止私人开采的矿属, 藩属国的硫磺矿也必须由大唐朝廷和该国共同开采, 任何私人开采都是违法的。
私铸货币也是严禁项。
大唐百姓可以将金银铜委托朝廷铸钱监铸币，只需交一成的铸币税；很多世家为了逃这笔税，选择运到海外自己私铸钱。
海外各国都有自己的铸币, 但因大唐的经济强势, 唐币在海外是通用货币, 而且唐币铸造精美、质量好、分量足，更被海外各国的民间接受，反而压倒本国货币，成为本国流通比例最大的货币，尤其是大唐的藩属国和东洋、南洋的王国，几乎全是唐币流通的世界了。所以大唐世家不止私运金银出去铸币，还选择在这些国家开采金银铜矿，就地私铸成唐币，一部分运回大唐，一部分就在该国和周边国家消化，省了巨量铸币税。可以说，所有甲姓世家在海外都有自己的私铸钱庄，逃脱铸币税。
大唐朝廷对此也没有严厉查禁，通常是明禁暗纵，因为这符合昭宗皇帝定下的“要以货币占有世界”的经济战略。
但在新罗、扶桑、伊努这些藩属国，大唐作为宗主国设有铸币局，为了垄断藩属国的铸币税，对私铸是真的严查严禁。
然而，有高额的利益存在，海外私铸就是禁不了的；何况藩属国的执法力度也没有大唐那么强。靖安司在海外搜查到罪证，通告藩属国查禁，但不久之后，私铸工场又在另一地出现。
以前，朝廷没有向世家发作，都是查下不纠上。
但现在，李毓祯发作了。
她发作的目的也不是禁绝，而是涉案入罪。
这三本奏章列的涉案项加起来，足以让任何一位宰执去职。
外面的雪粒子变成了雨夹雪，伴着淅淅沥沥声。李毓祯听着雨声，冷淡说道：
“下雨了，让他们走路。”
雨天路滑，人走易跌。
“下雨了，让他走路”，这是大唐上至朝廷下至小民都懂的俗语，意思让人滚蛋。
……
三司长官出来，思及太子前后手段，心中凛然。
太子在册封礼上苏醒后，很多人都料定，郑执中和张夷直的政事堂相位已经坐到头了，就算不挟带私心的魏重润，尚书令之位置也坐不下去了。这三位可是反对立储的领衔者，事后能不清算？就算太子不记恨，但能继续任用三人为相执政？
这无关乎储君的宽容、仁德，而是君相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尤其大唐帝国的政体不同，皇帝和宰执是二分权力，大明宫和政事堂的稳定关系就很重要，关乎到帝国权力的稳定。如果是东宫太子和宰执有嫌隙，这无关紧要，毕竟执政的是皇帝，等太子为帝了再说后事；但李毓祯是监国太子，已经代皇帝掌朝政，和宰执的关系就是直接面对了。
魏、郑、张三位相公也很明智，在太子监国次日，就上了辞相表。
魏重润以身体不佳、不能担负宰相重荷为由提出辞相；郑执中、张夷直二位均是检讨自己在册储大事上处事不当，不宜再在相位。
李毓祯若接受了三相的辞呈，朝野士论也不会非议，认为合乎情合乎理。
令人意外的是，李毓祯并没有接受三相的辞呈，对魏重润是挽留，对郑、张二位则是言明：反对立储也是为公，她不会因此怪罪，也不以此事为隙；又说：诸位相公只要具为相之德、秉政之能，忠于国事，她都会予以信任。之后，又调了一位御医常驻魏府，为魏重润调理身体。
消息传出去，朝野都说太子胸襟宽广，不计前嫌。
但三司长卿知道，太子暗底里让他们全面调查郑、张二相。
这哪是不让他们走人？分明是不让他们辞相，而是获罪罢相！
虽然紫宸殿和政事堂的关系要保持稳定，但这是大方面的，具体掌权而论，皇帝和宰执不可能一团和融，牙齿嘴唇还有磕着的时候，何况涉及到最高的权力和利益？再者皇帝和宰执的政见也未必完全一致。和皇帝有嫌隙的宰执也未必不会留在政事堂中，毕竟，政事堂不是由皇帝的喜怒左右。——郑执中、张夷直二相若真因立储的嫌隙而被李毓祯允去，朝野不会说太子做得不应该，但“贤德，容人”肯定和太子无关了。
郑、张二人却会因辞相得了清名，因公执言，为公去相，既有了大义，又不恋权位。
李毓祯能让他们这般光风霁月的走人？
三位长卿很快知道答案。
魏重润太子有保全的意思；
郑、张二人，太子不仅要去相，还要让他们背着骂名从朝廷滚蛋，并借此打击荥阳郑氏、吴郡张氏两大甲姓世家——去相是一个人的事，诸项涉罪案牵扯进去的却是整个家族。
当然很多涉罪项没有确凿的证据，以两位甲姓世家主的身份以及家族势力，这些事情无需他们直接出手，若被朝廷查获，自然有人出来顶罪，而郑氏和张氏都会摘得干干净净。但涉及如此多的罪项，即使只是“涉嫌有罪”，也足以让郑、张二位世家相公狼狈走人了。
太子这心思、这手段，怎能不让人心凛？
靖安将军孟可义知道得更多，太子殿下这是以朝争的正当手段，打击削弱反天启派的势力。
……
十一月上旬，帝京的官员和士人们听到一个惊雷般的消息。
郑相公和张相公被监察司、廉政公署联名弹劾，论罪达二十八条之多。
涉嫌受贿、私占朝廷禁矿、铸币逃税等等，涉案金额高达千万两黄金……很多官员嘶口气，他们辛苦几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钱。
长安的士人们都愤慨了，这是侵占国财呀！更愤慨的是，竟然接受了外国商团的贿赂，都在怀疑，有没有出卖帝国利益？
所有大唐国民都是帝国的主人，由圣高武皇帝陛下写进《大唐帝国国诰》里的这句话，底层百姓或许没有强烈的感受，但接受国民教育、士民教育熏陶出来的士人，普遍都有对大唐的归属感和使命感，士农工商士在首，士是大唐的治国者，帝国是皇室的帝国，是世家的帝国，也是大唐士人的帝国。侵占国财，首先就是侵占士人的利益；向外国出卖帝国利益，更是士人不能容忍的事。
宰执不是以家世血统上位，是以才德上位，以“优秀卓绝于天下士人”成为大唐士人治国掌权的代表，却侵占国家资源损害帝国利益，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大唐士人的表率？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占据治国的位置？——大唐士人不容许。
十几天后，这个消息传遍了长安坊间，长安百姓说起来就气愤——这得是占了多少税收啊！
大唐的平民百姓都知道，帝国收到的税收越多，拨出来用于教育、公益的就越多，就有很多百姓翻出之前的事儿说：难怪两位相公反对公利医疗，他们有钱啊，不稀罕朝廷出钱的公利医疗……这种声音一传开，连农市上卖菜的都骂开了，这就是大家切身的利益受损了，看病能节省家里多少钱啊，你们有钱的不担心，也得让我们这些没钱的看病呀。
平民百姓们敬畏世家，没有公开指名骂，私下里却都会说一说、骂一骂。
遭到士人抨击和民间百姓骂声，郑执中和张夷直的名声渐渐降到了冰点，就连荥阳郑氏和吴郡张氏的名声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
弹章上呈后，李毓祯批了奏章，令郑执中、张夷直“归避”，由监察司、廉政公署会同御史台查证嫌疑。
按朝堂的弹劾归避制度，官员被御史台弹劾可以不归避，因为御史有权风闻奏事，不需要查有实证；而监察司、廉政公署弹劾官员，必须有外围调查、有嫌疑取证，一旦被这二司弹劾，都必须停职待查，直到解除嫌疑，才能归职。
如果是证据确凿的，查证弹劾属实，大理寺按律法判罪，没什么可说的；但若证据不够明确，查证出来就只是有嫌疑，至于倾向于是“清白”，还是“有罪”，就很有操作余地了——关键是看上面的态度。
如果被弹劾的是宰执相公，就是看皇帝陛下的态度。
若皇帝信任，会倾向于“清白”，继续任用，即使涉嫌影响太大，也会明惩暗用，降职一段时间，又再起用；
若皇帝不信任，即使没有实证，也会倾向于“有罪”。
朝中明智的官员都知道：郑、张二位世家相公的罪证是很难查实的，身为甲姓世家主，又居执政相公高位，底下有太多的人可用，查出来犯案主事官员都会死顶认罪，不会咬出两位相公来，弹劾的罪项虽多，却不会有一桩成为实锤砸到两位世家相公身上。
——两位相公的去留，实际取决于太子殿下的倾向。
是“清白”，还是“有罪”？
很快，官员们就有了答案。
……
十二月初四，是帝国皇帝李翊江的“万寿节”，官民放假一日，三品以上的实职和散阶高官均有资格进入大明宫的国宴殿麟德殿，参加万寿宴，庆贺皇帝陛下的寿辰。但帝国高官们在宰执的席位上只见到六位相公，没有郑相公和张相公。
虽然归避在家，停职待查，但郑、张二位还是帝国的执政相公，有资格参加皇帝的寿宴，如果被皇帝信任，就不会受到被查证的影响；但这二位没有出现在麟德殿的寿宴上，就表明了陛下和太子的态度。
虽然查证还在进行，但高官们都知道，这二位罢相已经是确定的了；不确定的是，太子要追究到什么程度？
看清形势的高官和权贵家族都在暗底下调整与郑系、张系势力的关系。
当然，关系调整不会表现得那么明显，越是高门世家，越是不动声色，平时怎么应酬来往，还是怎么来往。一则，甲姓世家的兴衰不是看一时的官场起落；二则，甲姓世家的实力有很多在官场之外。世家之间的关系是进、是退，还是保持不动，不是以朝堂起落为风向标，还要看双方在朝堂之外的利益联结，以及形势和格局来定。
长安的士人们接触不到决策层的想法，坊间百姓们不关心这些上层的利益纠葛，他们只关心一件事：张、郑二相，何时下雨走人？
正月初八一开衙，京中各衙的官吏还没从年假中收心过来，就听到一个雷震般的消息。
张相公和郑相公被监察司和廉政公署司联名上奏，参劾罪状达二十七八条之多。
涉嫌贿赂、违法私占、逃税等金额高达黄金几千万两……我的个乖乖！很多官员都嘶口冷气，他们辛苦几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钱。
消息很快传到民间，长安坊间都爆腾起来，这得是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啊！然后便有人翻出之前的事讽刺说，难怪两位相公反对公利医疗提案，敢情他们有钱，不需得公利医疗。……这种声音一传开，平民百姓都愤怒起来，你们有钱是你们的事，那也得让我们有活呀。大家敬畏世家，不敢公开指骂，但私下里都会传一传，呸一呸，张夷直、郑执中在朝野的名声已经降到冰点了。
太子令二人归避，待监察、廉政二司会同御史台查证，确定无罪方可归职。
按大唐的惯例，宰相被御史弹劾可以不归避，因为御史有权风闻奏事、弹劾大臣；但监察司、廉政司参劾大臣必须至少有外围调查、有嫌疑取证，而一旦被这二司参劾，都必须停职待查，暂停一切公务，直到解除嫌疑，才能归职。当然，查证的结果是“嫌疑”还是“有罪”—，这其中还是很有操作余地的——关键是看皇帝的态度。
如果皇帝信任或想继续用被参者，即使查证指向有罪，皇帝也会明惩暗用，降职降罪一段时间后又会起用——除非罪行昭显且影响恶劣，皇帝都没法再用；如果皇帝不再信任、或不再想用被参劾者，即使查证后嫌疑还是嫌疑，罪证并不明确，皇帝也会倾向“有罪”。如今是李毓祯监国掌政，张、郑二相的去留，当然就是取决于太子的态度。
而在正月十五上元节灯会上，诸多朝臣没有在丹凤门城楼上看见张、郑二相出现，便知道太子的态度了。——按惯例，元夜灯节宰臣都会被赐登丹凤楼观灯，张、郑二人还是宰相，仍然有资格被赐登楼，但太子没有给他们这个荣耀，足见已经倾向于“有罪”。
虽然查证还在进行中，但大家都知道，这二位罢相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唯一不确定的，就是要看太子追究到什么地步。
看清形势的朝臣们都默默调整自己的站位。
当然，世家不可能表现得那么明显，平时该怎么应酬来往，还是怎么应酬来往。毕竟，高门世家的兴衰可不是看一时的高低起落。何况，世家的实力更多是在官场之外，世家之间的关系是进、是退、还是保持不动，不是以官场起落为风向标，主要还是要看双方在朝堂之外的利益联结情况。
而长安的老百姓们不关心这些上层的利益纠葛，也关心不起，他们只关心一件事：张、郑二相，何时下雨走人？
……
年前只下雪没下雨，过了年正月十一，朝廷的罢相诏下来了，丹凤门广场上张贴了诏令，帝国官报也登载了诏令。
郑执中和张夷直被罢免了相职，散官阶降一阶，爵位也从国公降为侯。
——虽然没有落实的罪项，但有两三项，不能完全洗脱嫌疑，而且涉案中查证出郑氏和张氏的几位子弟，身为家主脱不不了责任：家主是指使还是被蒙蔽，就是人的一张嘴，看你怎么说了。
也看人们信哪样了。
反正帝京的士人和百姓们都是拍手叫好的，说圣人英明，太子英明。
之后的一个月里，帝国中很多世家派系悄悄出手，郑系、张系的京朝官、地方官，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调出重要职位，或谪迁，或免职，罪名确立的，京中大理寺和地方大理院判刑入狱。而在官场之外的重要经营也遭到了狙击。
短短时间内，荥阳郑氏和吴郡张氏两大甲姓世家的势力就遭遇到了暴风雪式的打击，官场上的势力大大缩减，国内外的经营线也不得不收缩。当然，庞然大物不可能一下倒地，毕竟是绵延八、九百年的世家，但在朝堂上的话语权遭到严重削弱，至少短时期内是不可能重得权柄了。
……
就在郑、张二相的罢诏令出来后，朝廷内外都在猜测新的相公会是谁？
政事堂的相公不一定会满员，这得看有没有合适的人，但很多政治敏锐的官员士人都认为——太子必定会任命她的人上台。
正月十六上元节之后，新相的任命下来了，在众人的意料之中，也在众人的意料之外。
第一道任命，皇帝以中书右卿谢迥迁中书左卿。
这是政事堂内正常的进迁，朝廷内外都不意外。
大唐官位尚左，虽然等阶相同，但左官比右官的资历更深一些，管辖职任也稍重一些。
这是要将中书右卿的位置空出来，任命新相。
第二道任命，皇帝除拜礼部左卿沈纶为中书右卿。
这就让大家意外了。
若论为官资历、政绩和能力，沈纶是够得上副相资格的；但是他才从地方长官迁调中央，任礼部左卿不到一年，就又拜相入堂了，登入帝国的权力中枢，这难免让人瞠目：这进身速度，太快了！
和沈纶政绩、能力相当的，而资历尤胜的，不是没有。
当然，资历在大唐的官僚机制中，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圣高武皇帝定下的“不拘一格用人才”，在帝国朝堂得到很好的继承，尤其政事堂的宰执除拜，除了政绩、才智能力是硬条件外，其他的就是软条件了，主要看是否“简在帝心”。
显然这些年有起色的吴兴沈氏进入了太子眼中。
世家风云起落很正常，前一百年你登台，后一百年我登台，只要底蕴不失，沉伏下去也有再次腾飞的可能，沈氏焕发活力，进入帝国中心，大家意外之后也不觉意外了。下去了两个世家，总要上来一个，这就是皇室和世家的权力平衡。
也有人想到前段日子沸沸扬扬、如今帝国正在试点推行的公利疾预卫生体制，设计这个体制的至元道师，正是沈纶的女儿沈清猗，沈纶上位，或许还有其女的加成在内？毕竟当初那提案，可是秦国公主提到政事堂的。还有之前的瘟疫灾害，这位至元道师也是核心立功人员，至今帝国还在用她的防疫检测剂呢。或许从那时起，沈氏就已经进入了秦国公主的青眼。
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