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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伟大的开端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开启了新的伟大征程。www.Pinwenba.com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人民的福祉，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不断掀起了工农革命的高潮，继而成为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的中流砥柱。然而，如火如荼的革命烈火引发了新旧反革命势力的恐慌和憎恨，他们很快同流合污，联合绞杀革命力量。血雨腥风之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迎接了第一场严峻的考验。
工农革命曙光初照
从1922年1月开始，到1923年2月结束，在前后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第一个斗争高潮，这是中国革命的大事，是中国革命史上一篇浓墨重彩的华章。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她诞生之日起，就集中全力谋求工农群众的解放。当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的推动下，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觉醒，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为发动和组织工人，把工人运动推向高潮，在建党之后仅仅一个月，即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张国焘担任第一届书记部主任。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并从此成为北方地区工人运动的中心人物。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年仅24岁的张国焘被推为大会主持人，对于会议议程的确定、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的起草、党的工作计划的讨论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成为会议选举产生的三位中央局领导成员之一。
除上海总部外，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等当时中国产业工人密集的城市建立了分部，并出版机关报《劳动周刊》。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有：罗章龙、王尽美、邓培、史文彬等；以汉口为中心的武汉分部主要负责人有：包惠僧、林育南、项英、施洋和陈潭秋等；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有：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和毛泽民等；以广州为中心广东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有：谭平山、阮啸仙、冯菊坡等。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要工作，一是通过宣传教育，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二是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蕴藏在中国工人阶级身上的革命激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
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各地规模不等的工人罢工不断涌现：上海浦东英美烟厂工人罢工、陇海铁路工人罢工、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罢工、汉口人力车夫罢工、长沙纱厂工人罢工等，然而，正式揭开近代中国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序幕的，是爆发于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
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直接原因，是海员经济生活的困苦。微薄的工资、飞涨的物价、繁重的劳动以及没有保障的工作，早在广大海员心中埋下愤怒的火种。但是，火种要成为熊熊烈焰还需要易燃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当时风靡国内外的革命大势。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尤其是亚非拉殖民半殖民地区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香港海员往来于世界各大港口，得风气之先，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在国内，五四运动、六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都给香港海员以极大的鼓舞。
与这场声势浩大的大罢工一同载入中国革命史册的，是两个当年名闻遐迩的名字：苏兆征和林伟民。
苏兆征（1885-1929年），广东香山县（今珠海）人。1903年被迫离乡到香港，在外国远洋轮船上当海员工人，长达20多年。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1911年，参加孙中山在海员中组织的联义社、群益社等进步群众团体。在辛亥革命中，协助革命党人运送军火，传递情报等，成为“广东方面的积极分子”，受到孙中山的表彰。1921年3月与林伟民一同组织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并成为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省港大罢工。1926年赴苏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1929年，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
林伟民（1887-1927年），广东省香山县人。早年到香港谋生，在外国轮船上当苦力。1921年起，和苏兆征一起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负责交际方面的工作，并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1922年8月发动和领导上海海员工人罢工。1924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并参加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工作。1927年因劳累激发旧病，病逝于广州。
组织和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时，苏兆征和林伟民还不是中共党员，但是，他们已经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开始在群众中做共产主义的宣传，接受当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着手组织工人战斗机关的海员工会。”1921年3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也称海员工会）成立后，苏、林两人便开始组织海员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与轮船公司谈判。但是，轮船资本家没有看到已经打破帮派观念，为现代工会所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力量，对工人的要求拒不答复。11月，工会再次提出要求，资本家又加拒绝。1922年1月12日，在限令24小时内答复的期限过去后，轰轰烈烈的大罢工爆发了。
从12日下午5时开始，香港所有进出船只上的中国海员都相继举行罢工，“船上大小华员，自领航以至装碳之人，均停工离船”。在短短的一星期内，罢工轮船增至123艘，海员6500人，此后迅速波及新加坡、暹罗和上海等港口，那些从欧美开往香港船只上的工人，在途中接到罢工消息，船一到岸，就立即参加罢工。这样，罢工总人数上升到2万多人。
在海员工会的组织领导下，罢工海员纷纷离开香港回到广州，受到广州工人和市民的热烈支持和援助，海员工会的总办事处就设在广州市。为有效地对资本家和香港当局施加压力，香港海员和广州市民、工人一齐封锁香港，使香港和外地的航运全部断绝。一时间，香港生产停顿，食物和生活日常用品失去来源，垃圾却堆积成山无法运出，“香港”变成了“臭港”。港英当局不得不放下身段“劝告”海员复工，但资本家的加薪条件却无法说服工人。相反，罢工海员此时深感工人团结的重要性，积极联络香港运输工人共同罢工。1月27日以后，罢工人数再次刷新，达到3万多人。
海员和运输工人的联合罢工，使香港的局势更加恶化，交通瘫痪、物价暴涨。恼羞成怒的香港当局决定进行野蛮镇压。2月1日，当局以“运动他项工人罢工”、“危及香港之治安与秩序”为名，悍然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团体”，并派遣武装军警到会所大肆搜查。但是，镇压非但没有奏效，反而激起海员和广大工人群众的义愤。从2月初起，罢工从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政治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组织成立后援会，做返穗工人的后盾。中共广东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组织全体党、团员参加接待和其他各项工作，并发表《敬告罢工海员》书，及时对罢工运动予以支持和引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全国工人发出号召，上海、湖北、河南等地以及京奉、京汉、陇海、京绥等铁路工人，纷纷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和鼓励下，香港各行业的中国工人于2月底实行总同盟罢工。到3月初，罢工总人数达10万，香港面临崩溃。
到3月8日，罢工已经持续了56天，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迫于形势，不得不向工人屈服，答应了海员工人的基本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
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的工人阶级，从罢工中取得领导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个契机，于5月1日，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惩戒工界虎伥案》等决议，为领导全国范围的工人运动做好了准备。
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罢工高潮。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分部所在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几大罢工重点区域。
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区，从1922年下半年开始，形成了以铁路罢工和开滦煤矿罢工为主的罢工潮，是当时全国罢工高潮中发展最快和成效最显著的地区之一。北方区的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张昆弟、何孟雄、包惠僧、邓中夏、邓培等利用北洋政府和军阀的矛盾，发起了长辛店煤矿、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京奉路唐山制造厂、京绥铁路车厂、正太铁路以及开滦五矿等一系列厂矿工人罢工，几个罢工运动彼此呼应、互相支援，在北洋政府和一切反动阶级的统治中心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以武汉为中心的罢工潮主要包括汉阳钢铁厂、粤汉铁路武长段、汉口扬子江机器厂、汉口英美烟厂、汉口洋花厂工人罢工，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林育南、许白昊、项德隆是这些罢工运动的主心骨。他们深入厂矿，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使武汉地区的工人罢工此起彼伏，最终取得重大胜利。
湖南区的罢工潮由安源路矿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罢工、长沙手工业工人罢工组成，毛泽东、刘少奇和李立三等，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尤其是1922年9月，毛泽东深入安源考察，为罢工斗争出谋划策；10月，又亲自担任泥木工人的首席代表和湖南当局谈判；12月，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率各工会代表会见湖南实际统治者赵恒惕，为维护工人利益据理力争。难怪赵恒惕对左右感叹：“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尽管上海的罢工运动受到多方的阻挠和破坏，但是，在全国各地罢工浪潮的推动下，上海依然有86000多工人参加了大小48次罢工。此外，广东、澳门等地的工人也举行了多次罢工，与全国各地的罢工运动遥相呼应。
在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规模不一的工人罢工如翻江倒海，打乱了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统治秩序，引起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极大恐慌，他们开始纠集武力，寻找机会下手。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1923年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成为当时反动势力和工人阶级较量的总“战场”，这一场罢工因此变得异常惨烈，把1922年以来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推到了巅峰。
京汉铁路大罢工是因成立全路总工会引起的。
1922年下半年，华中地区的工人组织迅速发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先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再成立各路总工会，然后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最后，与各城市成立的各业工会联合，谋求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
然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这个计划，首先触及军阀吴佩孚的利益。
吴佩孚是直系军阀首领。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吴曾多次通电反对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支持学生运动，颇得舆论的好评。然而，经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和1922年的直奉战争，夺得操纵政局大权的吴佩孚，逐步收起其先前为驱逐其他军阀而曾装扮的“保护劳工”的假面。
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不仅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大动脉，其运营收入还是军阀吴佩孚拥兵自重的“活水源头”，京汉铁路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被吴佩孚视为心腹大患，因此，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开展工人运动，等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吴佩孚是决不手软的。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包括：各铁路工会代表、汉冶萍总工会代表、武汉市30多个工会的代表，以及北京和武汉等地的学生代表近300人齐聚郑州。中共中央对此会非常重视，派出了张国焘、陈潭秋、罗章龙、包惠僧、林育南等人出席大会。
2月1日上午，吴佩孚悍然下令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在郑州全城戒严。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们义愤填膺，奋起抗争，他们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在郑州普乐园剧场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当天，全副武装的军警严密地包围了会场，强行解散会议，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并驱赶代表。晚上，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江岸，并发动全路总罢工。2月4日，全路两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铁路顿时瘫痪。面对这一变局，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惊怒交加。6日，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劳顿费尔召集督军肖耀南以及其他外国资本家，到领事馆策划镇压罢工事项。7日，2万多军警在铁路沿线大肆搜捕、枪杀工人领袖，逼迫工人复工，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由此发端。
7日黎明，军警向3000多名长辛店示威工人开枪，“一时弹下如雨，刀剑飞扬，并继以马逐践踏，可怜数千人中，中弹受创者纷纷倒地。”。当场牺牲5人，重伤30余人，被捕30余人。在江岸，肖耀南的参谋长张厚生引诱总工会全体领导人到会所谈判，准备一网打尽。不知是计的工人们按约定时间在下午5点半到达，残忍狡诈的张厚生却率领全副武装的兵士分三路包围江岸总工会，向赤手空拳的工人们开枪扫射。一位目击者记述了当时的惨烈情景：
“两军对敌了！一边是赤手空拳的工人，一边是长枪利刃的兵士。总攻击命令下了，排枪开了！烟雾弥天！天昏地暗！记者的手颤了，流泪了！心碎了！灿烂的工会被血染了！慰问队集合的场地，变成血泊了！枪声响处，血肉横飞，工友何辜，遭此杀戮，时十九个工友应声倒地了！一个工会纠察团派出维持秩序的工友王先端君见工友惨死，痛不欲生，喊道：‘工友们，他们杀了我们这么多弟兄，我们都去死罢！’其余的工友便上前救护死者，而王君就在这时被兵士击毙了！死后手中犹持着‘维持秩序’的标语竖立在地上……”
最后，工人死亡32人，受伤200余人，被捕60多人。当夜，天降大雪，反动军警把被捕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电线杆上，让他下令复工，林祥谦拒不屈就，英勇就义。
林祥谦生于1892年，福建闽侯人。1912年到京汉铁路江岸机车车辆修理厂当钳工。1921年12月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工作，组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当选为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1923年2月1日，同各工会、团体代表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会后，领导江岸地区工人参加全路总同盟罢工。2月7日，被张厚生的军警逮捕，面对敌人的屠刀坚贞不屈，严正宣告：“上工要总工会下令！但今天既是这样，我们的头可断，工不可上的！”丧心病狂的张厚生无计可施，下令将他枭首示众。
同在2月7日夜晚，军阀肖耀南非法逮捕了中共党员、罢工领导人之一的施洋。
施洋生于1889年，湖北省竹山县施家湾人。1914年考入湖北警察学校，毕业后，又考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本科学习法律。1917年毕业后，专事保障人权，伸张公理，被广大平民称为“劳工律师”。1921年10月，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192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底，参与组建武汉工团联合会，并被聘请为该会法律顾问。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施洋是罢工的领导者之一，积极组织武汉工人和学生进行反对军阀吴佩孚的游行示威。2月7日晚，施洋被反动军警逮捕。在法庭上，施洋怒斥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滔天罪行，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压倒了敌人。2月15日凌晨，被押赴刑场枪决。
在长辛店、江岸工人们流血牺牲的同时，京汉铁路沿线其他各站工人也遭到武力镇压，如保定、高碑店、彰德、新乡、信阳等地，均有工人惨遭逮捕、拷打和杀害。
“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表《为吴佩孚残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和国民书》通电，历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号召“全国不自由的人民呀！你们应一律准备和争自由的先锋军——工人阶级——起来打倒惨杀工人的军阀吴佩孚、曹锟呀！”这个通电把工人阶级的斗争同全国人民的斗争结合起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工人的生命和鲜血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斗争，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初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但并没有因此忽视中国广大农民的伟大力量。
1921年4月，中共党员沈定一从上海回到家乡浙江萧山县衙前村，开始其“中国的社会革命，应该特别注意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经过4个多月的思想发动和紧张筹备，9月27日，衙前农民协会宣告成立，发布了经全村农民议决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提出了土地归农民使用，由农民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的革命主张。衙前农民协会的成立，推动了萧（山）绍（兴）各地农民运动的全面发展。在短短两个多月里，萧山、绍兴、上虞等县共有82个村成立了农民协会，并于11月24日成立农民协会联合会，领导各地农民的减租斗争。
农民运动的开展使地主阶级惊恐不安。12月18日，反动当局派出全副武装的官兵包围了衙前东岳庙农民协会联合会会场，逮捕了在场的农协委员，搜缴了农协委员名册。12月27日，农协主要领导人李成虎被捕，并于次年1月被迫害致死。衙前农民运动惨遭镇压。
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被称为“全国农民运动历史上最先发轫者”。这次农民运动虽然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但它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
1921-1923年，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农运动中，积累了第一批宝贵的革命斗争经验。就在这一场工农运动高潮之后，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
“东方红军”的诞生
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中脱颖而出，让中国社会各阶层刮目相看。相形之下，以孙中山为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此时却呈现令人失望的衰败境况。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成果，从此，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不得不走上继续革命的道路。但是，无论是“二次革命”、护国运动，还是护法运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都没能提出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纲领，更不敢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只是在所谓的“开明军阀”和日、美等“主持正义”的帝国主义之间盘桓，最终，他们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
处于山穷水尽之境的孙中山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共产党背后强大的民众，让孙中山第一次切身体会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势单力薄，革命不能再走老路！
孙中山的觉醒直接促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的合作，也使共产国际以及苏维埃俄国的援助成为可能。
向联俄联共的转变并不是孙中山朝夕间的无奈抉择，而是有“感情”基础的。孙中山对共产主义抱有好感，从事革命之初，他就同俄国革命者有联系。1918年十月革命一周年庆典之前，孙曾致电列宁和苏俄政府以示祝贺，并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从1920年3月始，苏俄多次派波波夫、维金斯基、马林等人来会见孙中山，商谈援助中国革命的事宜。1923年1月，经过和苏俄特使越飞为期6天的会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出台，宣告了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与组建军队的计划。隆冬的上海寒冷刺骨，但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却给中国革命带来融融的春意。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和国民党等革命团体实行合作，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反对共同敌人的政策。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这次大会之后，李大钊、陈独秀作为中共最主要的领导人，以共产党员个人名义先后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的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孙中山在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总共208人，共产党员约占总数的10%。陈独秀、李大钊、于树德、谭平山等作为孙中山的指定代表参会，而林伯渠、李维汉（当时名罗迈）、夏曦、毛泽东、王尽美等则拥有各省推选代表的身份。大会选举产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候补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
为顺利完成国民党的改组，孙中山吸纳共产党员参加领导机构。在中央，谭平山担任了组织部长一职，林祖涵任农民部长，毛泽东任宣传部代理部长。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共产党员都进入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为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国共两党合作不仅给国民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使中国革命获得了新的广阔前途。毛泽东曾对此作过评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成就。”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国共合作极大地扩大了党的影响力，中共从此进入中国政治领导层，参与对全国革命的领导，并迅速成长为一个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政党。
国共合作的绚丽之花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是黄埔军校的诞生。
孙中山从事革命几十年，苦于两手空空，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兵一卒。每次发动武装斗争，不是依靠旧军阀的游兵散勇，就是旧式帮会的乌合之众，因此屡战屡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受到启发，要想革命成功，必须有一支革命的军队。1922年前后孙中山与俄国密使会谈时，就开始商谈建立革命武装的问题。1923年月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孙中山通过越飞带信给莫斯科，信中表示：“为了改造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和为了进行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希望得到声援、支持和帮助。”就在这一年的9月，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来到广州，并于10月正式商定在广州开设军校，培养革命军官。
几乎与这一进程同步，一个名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考察团，在1923年8月前往苏联进行军事和党务考察。这个团的团长，就是以后左右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蒋介石。
蒋介石，1887年出生于浙江奉化县（现奉化市）。1908年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在此期间结识孙中山。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在上海率先锋队百余人到杭州，参加光复浙江的战斗，嗣后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1913年“二次革命”发起后，蒋在上海率军攻打江南制造局，事败后隐居上海。10月加入筹建中的中华革命党，11月再渡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宣告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蒋介石被派往上海、哈尔滨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军解散，蒋居上海，与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往来。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蒋介石即在第二年的3月赶到广州，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闽。因受粤军将领排挤，很不得志，不得不回到上海，与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合伙做交易所投机生意，但运气不佳，常常赔本。正处走投无路之际，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逐出总统府，避难于永丰舰。蒋闻讯，立马抛下手头的“生意”，到广州登舰侍护孙中山40余日。“患难见真情”，蒋由此取得孙中山格外的信任和器重。该年10月，蒋被孙中山派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1923年2月又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从此，蒋介石平步青云，其个人声威在国民党内扶摇直上。
蒋介石一行于9月抵达莫斯科，在苏联整整逗留了3个月之久。这期间，他们主要还是考察苏联红军的军事训练情况，参观了步兵第二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海军大学等等军事院校等，并再次向苏联方面提出，仿照苏联红军编练中国军队。
1924年1月24日，就在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孙中山正式下令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委员长，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邓演达、张家瑞为筹备委员。中国共产党委派张崧年（申府）参加筹备工作。校名定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就选在广州东面珠江口的黄埔岛上。据当时的人们回忆：
“黄埔岛距广州约四十里，汽船一小时可到，周围约二十里，林木葱茏。山峦起伏，南连虎门，为广州第二门户、长洲要塞在焉。前曾为广东陆军学校及海军学校旧址，但因年久失修，败瓦颓垣，荒烟蔓草，已久为狐鼠窃居之所。总理以其四面环水，隔绝城市，地当枢要，实为军事重点，便于兴学讲武，遂指定该岛为本校校址。”
2月6日，成立军校筹备处，由王伯龄、李济深、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负责。孙中山还先后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加伦为军事顾问。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1951年），苏联威特比斯克省人。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长期在美、英等地的俄国流亡者中间活动。十月革命后回到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3年5月，苏联政府派遣他任中国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此后，鲍罗廷参与了改组国民党、组织国民党“一大”、筹建黄埔军校等重要领导工作。孙中山逝世后，鲍任国民政府高级顾问，参与领导北伐。为维持国共合作，鲍多次向蒋介石妥协让步，但最终在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被解职。回苏后，担任劳动人民委员及塔斯社代理负责人，并在外交出版社工作，一度曾任《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编辑主任。其间，他多次发表有关中国革命的演说和文章。1949年初他在莫斯科被捕，1951年5月死于远东劳动营中。后获平反恢复名誉。
加伦（1889-1938年），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加伦是在中国使用的化名。191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十月革命时任萨马拉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历任远东共和国红军总司令、陆军部长、军事委员会主席。1921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10月被苏联政府派往中国广州，任广东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在创办黄埔军校、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以及北伐战争中有过重要贡献。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回国。后任乌克兰军区副司令、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远东方面军司令等职。193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38年10月在肃反运动中被捕并被处决。50年代后期得以平反昭雪。
5月上旬，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委派廖仲恺为驻校国民党代表。
廖仲恺（1877－1925年），广东归善（今惠阳县）人，生于美国旧金山华侨家庭。早在1903年，廖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孙中山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在全力辅助孙中山的同时，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他极力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捍卫者。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领袖。
6月16日，500多名国共两党代表聚集黄埔，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亲临致辞，指明军校宗旨：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号召全体师生：“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他还亲自批准将这样一副对联贴在军校大门两侧：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此外，孙中山还亲自制定“亲爱精诚”四字为军校校训，并批准军校校歌。
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显赫声名的“黄埔军校”就这样诞生了。
黄埔军校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组成的校本部为最高领导。校本部下设政治、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部和总教官室，后增设教育长、参谋处长，教授部与教练部合并为教育部，除政治部外，其他各部均改为处。后又增设军法处、军械处和入伍生队总队长。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共500人，来自全国各地，以广东、湖南、湖北、浙江、四川等省为多；还有来自越南、朝鲜、马来亚和泰国的革命青年。
黄埔军校坚持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军事教育分为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两个方面，既学习步兵操典、战术学、兵器学、射击规范等军事理论，又训练实弹射击和野外演习等军事技术。政治教育以革命理论为主要内容，课程有：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社会主义、社会进化史、经济学等。周恩来亲自给学生作过《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武力与民众》等讲演。谭延凯、张静江、毛泽东、刘少奇、苏兆征、何香凝、鲁迅等人也应邀到该校作过专题讲座。军校的政治工作以共产党人为主体，他们被视为学校中的“革命灵魂”。
黄埔军校一俟成立，就在国民革命中立下赫赫战功。
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挑唆和怂恿下叛乱。军校师生英勇出击，仅一天内就彻底打垮叛军。次年初，盘踞于东江的陈炯明乘孙中山病重北上，广州国民政府群龙无首之际，悍然发兵进犯广州。广州国民政府组织以黄埔学生军教导团两个团为主力的“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同年6月，驻广州的桂军首领杨希闵、刘震寰乘革命军远征东江，在广州举兵叛乱，广州国民政府一度陷于万分危急之中。黄埔学生军奉命回师广州，很快击溃叛军。这时，被打败的陈炯明卷土重来，国民政府于同年10月再度东征。此时，黄埔学生军已扩编为国民革命第一军，他们攻克号称天险的惠州城，接着，兵分三路直捣东江，于11月初平定了广东最凶顽的军阀陈炯明。
在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共同呵护下，黄埔军校焕发出朝气蓬勃的革命气息，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红军”。
风云际会话五卅
国共合作结出的另一个硕果是工农运动再起高潮。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之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联合高压下，工农运动暂时处于低谷。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如春风化雨，催发了各地的革命新苗，工农运动呈现出一派生机。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为迎接更大的革命高潮，“四大”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等都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随即，上海、青岛两地率先翻腾起革命的浪花。
1925年2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因反对资本家虐待工人发动了罢工。在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罢工很快取得胜利。但是，不甘心失败的日本资本家伺机报复，借故部分停产，停发工资。5月14日，工人再次罢工。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厂方宣布停工，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带领工友冲进厂内，要求上工和照发工资。日本厂方不仅不允，而且竟向工人开枪，顾正红中弹身亡，另10多名工人受伤。
日商的暴行引发了工人更激烈的反抗，上海日本内外棉十一个纱厂两万多人立即罢工抗议。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立即站到斗争的最前沿，努力将隐伏在中国社会中的各种革命潜流汇聚成汹涌澎湃的大潮。上海各界闻风而动，最早响应的是青年学生。学联动员了上海大学、复旦、交大、法政、文治等大专院校及部分中学学生，组成30个小队，从18日开始分别到南京路、新世界、大世界、北站等闹市区募捐，援助顾正红家属及罢工工人。公共租界当局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逮捕数人。24日，共产党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组织10000多人参加顾正红追悼会，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上海大学4名学生，在路经租界时又被巡捕逮捕。公共租界当局肆意捕人，令上海各界民众义愤填膺，一场铺天盖地的风暴正在急速酝酿当中。
5月30日上午，上海各校学生和工人纷纷进入租界，到指定地区内进行讲演示威活动，声援工人斗争，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和学生。整个上午，南京路附近演讲人群尚不密集，学生演讲和散发传单时，遇到英捕干涉和华捕的劝阻，但还没有发生正面冲突。午后，各处演讲学生以及听众越聚越多，南京路上每隔一二十家店面就有一组学生在演讲，人行道各处围满了听众。英巡捕前来驱赶，顿时现场乱作一团。混乱中100多名学生及听众被捕去，关押在南京路的老闸捕房。上海各阶层群众数千人，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队伍，向租界行进，要求释放被捕人员。下午3点，南京路老闸捕房前已是“群众云集，水泄不通”，“口号雄壮、声震屋瓦，传单飘飞，满蔽天日”。面对群情激昂的中国民众，英国巡捕头头爱佛生（Everson）无计可施，最后竟丧心病狂，下令向群众射击。当时，几千学生、群众在捕房门口围成半月形，距持枪的巡捕仅丈许。全体巡捕连开两排枪，计发44响，顿时死伤枕藉、血流满地，繁华的南京路刹那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在这场血案中，帝国主义杀害了13名学生和群众，年龄最小的才15岁，最大的36岁。另有重伤数十，轻伤无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南京路上的血腥屠杀，震动了全上海。6月1日，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随即宣布实行全市工人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有20多万工人。还有5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英租界的华籍巡捕也举行罢岗。“三罢”斗争如火如荼，愈演愈烈，把上海这个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中心烧得沸反盈天。
“此时上海的工厂无人作工，商店罢市，轮渡不通，车马断绝，交通为之梗阻……同时上海学生也一律罢课……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个不休，个个人都忙着反帝国主义的工作。”
6月4日创刊的《热血日报》发刊词这样写道：
“洋奴、冷血，这是一般舆论所加于上海人的徽号！可是现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经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尤其是大马路上的学生、工人同胞的热血，已经把洋奴、冷血之耻辱洗涤得干干净净。”
6月7日，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推举代表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成立。上海各界民众结成了反帝联合战线，向帝国主义侵略者提出了惩凶、赔款、道歉、取消领事裁判权、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自由、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等17项要求。
上海的群众运动气势磅礴且井然有序，这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中共成立之初，师从苏维埃俄国，将领导中国革命的重点放在城市。上海作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市，其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自然是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组织和领导这场声震中外的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富有经验的工人运动领导者，其中有：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
邓中夏（1894-1933年），湖南宜章人。1919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投身五四运动。1920年3月，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长期在北京长辛店从事工人运动，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1922年5月，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3年，他受李大钊推荐参加创办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利用上大为共产党培养人才，直接推动了五卅运动的开展。1925年，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大革命失败后，他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组织并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5月被捕。9月，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英勇就义，时年39岁。
蔡和森（1895-1931年），祖籍湖南湘乡，生于上海。1913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其间，同毛泽东等人一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回国。在党的三大、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1925年参与领导五卅运动。1927年5月，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随后又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1年6月，蔡和森在组织广州地下工人运动时遭叛徒出卖被捕。8月，遭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时年36岁。
李立三（1899-1967年），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早年响应“二十八画生”征友声明，同毛泽东会见。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后参与蔡和森、陈毅等领导的留法学生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1921年12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和邓中夏等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同年5月在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斗争中，任现场总指挥。五卅惨案发生后，被公推为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领导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工人部长。7月，中央政治局改组，李成为5名常委之一。1930年6月至9月，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此后，他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终结，并羁旅莫斯科15年。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198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追悼平反昭雪大会，认定李立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
刘少奇（1898-1969年），湖南省宁乡县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从莫斯科回国，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并在上海、广州、武汉参加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此后，长期活跃于党的城市工作战线。抗战期间，领导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扩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4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成为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59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错误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于1969年11月病逝。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恢复他的名誉作了专门的决定。
1922年国共合作创立的上海大学，名义上为中国国民党党立学校，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主掌的培养干部和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基地，有“布尔什维主义的温床”之称。在校务长邓中夏的主持下，上大开办多期平民夜校，吸收青年工人入校学习。上大师生还到沪西、杨树浦、吴淞、南市等工人区促进工人的革命觉悟。五卅运动爆发前，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从湖南调来李立三、项英等，加强上海的领导力量。1925年2月五卅运动的导火线——日商纱厂大罢工，就是在邓中夏、李立三的直接组织和领导之下成功。“顾正红事件”发生后，中共组织学生上街，并主持悼念顾正红的群众大会。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恽代英、蔡和森、李立三等在会上决议将工人罢工扩大为国民革命运动。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和工人进入租界开展演讲示威活动，党组织派专人坐镇指挥，指挥部就设在上海的二马路（今九江路）的孟渊旅社。“五卅惨案”发生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身先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上海“三罢”，并迅速组织成立了上海总工会。李立三为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科主任。此外，中央还在6月4日创办《热血日报》，作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喉舌。当军阀政府以“调查五卅案”为名，百般刁难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条件时，瞿秋白等共产党领导人挺身而出，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作坚决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狂飙迅速席卷全国，遍及25个省区（当时全国为29个省区），六七百个县，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重要矿区，都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尤其是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下的省港工人大罢工，与上海、汉口等地遥相呼应。参加人数25万，持续时间达16个月之久，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嚣张气焰。五卅之后，全国各地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
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得到了国际革命组织、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在莫斯科举行了50万人的示威游行，声援中国人民的五卅运动，并为中国工人捐款。在世界各地，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声援五卅运动。6月7日，日本30多个工人团体举行盛大演讲会，决议声援中国工人团体，同时向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提出抗议。英国工人阶级积极行动，阻止船、舰、车辆运输军火到中国。五卅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五卅运动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同时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得到广泛深入的宣传和传播。五卅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迅速提高，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拉开了大幕。
“打倒列强，除军阀”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1926年的广州，人们在大街小巷都能听到这首用法国童谣《两只老虎》的曲调谱写的《国民革命歌》在传唱。据说，这首原本是黄埔军校校歌的词作者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廖乾吾。“一首歌唱出整个时代心声”，五卅运动、省港工人大罢工涛声未息，推进国民革命的民意已经热潮翻腾、势不可挡。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决定趁热打铁，向全国人民明确宣布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认为，出兵北伐是要“会师武汉，与北方革命实力相联合，造成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各个方面推动国民政府作出北伐的决定。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建立独立、统一、民主的中国。这是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为联络北方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抱病北上，于1925年3月病逝北京。发动北伐战争、将国民革命推向全国的宏图大业，只能由革命的后继者完成。
当时，蒋介石宣称孙中山临终前曾遗托给他，命其完成北伐大业。他在1926年4月4日公开发表的《告军校各期同学与同志书》中说：
“惟北伐未成，为总理毕生之遗憾，且以此重托于中正者，故回省以来，竭力提倡。中正以为无论何事，皆可捐弃成见，惟北伐问题，非贯彻主张，则昔日同志之牺牲，皆成无意义之举动，故不惮正色力争，期达目的。”
蒋介石信誓旦旦，力主北伐，固然有其个人目的，但此时打出北伐旗帜，确实顺应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已经巩固，工农革命新风若炙，广大国民党党员，尤其是国民党左派斗志昂扬，连国民党海外各国支部也摩拳擦掌，纷纷来电催促北伐。
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把北伐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21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北伐决议案，同时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并开始筹建总司令部，商议推举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等。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在其始作俑者袁世凯去世之后，弱肉强食，混战不休，到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前夕，残存三股主要势力：实力最强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不仅拥有35万兵力，占据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和山东等地，而且控制了北洋政府；实力有所消退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约有30万兵力，控制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和河北的直隶、保定一带；从直系中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号称有20万军队，盘踞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和江苏五省。三股势力相加兵力达80多万，而国民革命军只有8个军10万人马，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为达到北伐战争的目的，必须出奇才能制胜。
苏联军事顾问加伦提出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即首先向军阀吴佩孚部队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与此同时，与孙传芳谈判；然后，向湖南、江西边境和广东、福建边境暗中派出部分兵力防备，待两湖战场取胜后，迅速集中兵力攻打孙传芳；最后，几路兵力会合北上，消灭张作霖，统一全中国。
不单是军事原因，就是从政治上考量，首先攻击吴佩孚也是国民政府的必然选择。首先，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的正宗，他自己也以北洋衣钵的真正继承者自居，各省军阀都以他为“精神领袖”。只要吴不倒，北洋军阀就不死。所以，擒贼先擒王。其次，吴当时是反对革命势力的元凶，联奉讨伐国民军的主导者。此外，吴还是最主要的亲英军阀，这次北伐打击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英国。
当时的北洋军阀不仅人心尽丧，相互间还钩心斗角、相互倾轧，这就为北伐军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提供了机会。后来的事实表明：北方的张作霖希望借国民革命军之力打击吴佩孚，所以，两湖战场开火后，张遥作“壁上观”；孙传芳声称“保境安民”，摆出“自扫门前雪”的姿态。
按照上述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队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北伐战争自此拉开了序幕。
叶挺（1896-1946年），广东惠阳县客家人。1918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在福建漳州加入建国粤军，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在黄皮径一役，击溃4倍于己的敌人，从此声名大振。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叶挺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宋庆龄脱险。1924年，在苏联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1925年回国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次年5月，先行率部北伐，骁勇善战，获“北伐名将”的美誉，所率之团亦有“铁军”之称。后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抗日战争中出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抗战胜利后获救出狱，但在返回延安途中，不幸遭遇空难。
在国民革命军8个军中，第四军内的共产党员最多，叶挺独立团又是其中最有声望的一支部队。独立团一出师，旗开得胜，连续攻下湖南安仁、攸县等几个军事要地，协助第八军稳定了湖南战局，并打开向北进军的通道。
先行部队初战告捷，7月4-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正式决定北伐。会上通过的《北伐宣言》向全国人民通告：
“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实力之仇敌；……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
7月6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广州成立，蒋介石任总司令。
7月9日上午10点，广州市东较场旌旗蔽日，金鼓喧天。北伐誓师大会暨总司令就职典礼在此隆重举行，30万农工商学各界人士参加。看当时的盛况：
“欢声雷动，掌声震天，军乐声声声不绝，士兵服装均新制，异常整齐，新枪刺刀指挥刀、锵锵闪烁，庄严璀璨，得未曾有，鞭炮长串，燃放几小时，民众拥护政府，渴望北伐成功之热情，蒸若霞蔚，赤日凌空，挥汗成雨，而民众毫无怯态堕容，秩序整齐，礼容甚盛，为民国以来绝无仅有之盛典。”
10万国民革命军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各军军长为：一军何应钦，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李济深，五军李福林，六军程潜，七军李宗仁，八军唐生智。此外，还有由8艘军舰组成的海军和拥有3架飞机的空军。
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参加北伐军各级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陈毅、陈赓、蒋先云、张际春、包惠僧、叶挺、周士第等。
7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为了讨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中央第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如登高而呼，中国共产党的召唤马上得到民众的响应。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拣选精壮三千，组成北伐运输队，担任运输事宜”；在北伐军向湖南长沙开进时，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为军队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等，还组织农民直接参加战斗。
在民众的配合下，北伐军士气高昂，所向披靡。7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和第八军联合向长沙进攻。左路第八军第二、第四师和第七军第八旅相继克娄底、谷水、潭市，向宁乡推进；右路第四军第十二师指向醴陵南，叶挺独立团进击泗汾，第十师在皇图岭策应，迫敌向浏阳退却，军事重镇醴陵成为一座空城，不战而下；中路第八军第三师、教导师、鄂军第一师连克湘乡、湘潭。7月11日，第三师首先攻下长沙，俘敌2000余人，取得了北伐战争第一个战役的胜利。
长沙的胜利振奋了革命军，加速了主力参战的进程。总司令蒋介石及其司令部于27日移驻长沙，李宗仁也于7月15日抵达衡阳。
8月12日，蒋介石主持在长沙前藩台衙门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初步战略和第二期作战计划。会议最后作出集中力量打击吴佩孚，对孙传芳采取中立政策，在军事上警戒江西的决议。
当时，吴佩孚军主力正在直隶（今河北一带）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湖北兵力相对薄弱，北伐军迅速以主力直趋湖北。由唐生智兼中央军总指挥，率左纵队（第八军）和右纵队（第四、第七军）攻取岳阳、平江，直指武汉；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率第二、第三军，独立第一师（由赣军第四师改编）和第五军第四十六团集结醴陵、攸县等地，对江西警戒，掩护中央军侧背安全；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率由黔军改编的第九、第十军从湖南常德地区进取湖北沙市、荆门，相机占领宜昌、襄阳；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第二师为总预备队。
嗣后，北伐大军相继入湘，分成左、中、右三路，向湘北吴军发动进攻。9月19日，中央军向汨罗江北岸发起攻势。右纵队第四军进攻平江，其右翼第十师从托田渡汨罗江进占肥田，左翼第十二师借其掩护，由白雨湖渡汨罗江，一部向天岳山、鲁肃山实施佯攻，一部向平江城东北攻击前进。叶挺独立团向平江城东门发起猛攻，强攻入城。与此同时，右纵队第七军第一、第二旅分别占领浯口、黄塘后，在将军坪击退顽抗之敌，迅速攻占张家牌。左纵队第八军于同日渡过汨罗江后，分别占领长乐街、黄谷市。之后，左右两个纵队乘胜追击，至8月22日连克岳阳、通城（属湖北）、羊楼司等地，开始进入湖北境内作战。
8月25日，吴佩孚率部协同张作霖军在直隶南口（今属北京）等地将国民军击败后，调兵南下，抵达汉口。他重新部署兵力，准备与国民革命军决一死战。他命令自岳阳、通城败退的残部共万余人固守湖北咸宁地区汀泗桥，随后派出一个旅又一个团的兵力增援；派陆军第八师进至贺胜桥地区设置坚固阵地；派武卫军占领纸坊，对通山、金牛方向设置阵地，为左侧防御；派鄂军第三旅及部分湘军残部在白螺矶、新堤、嘉鱼一带设右翼防线，并协同海军阻止国民革命军渡江……吴毕竟是行伍老手，他的布兵之法全面周到且有重点，汀泗桥、贺胜桥为两处天险，吴布下了10万重兵，企图以逸待劳，抵挡北伐军进攻武汉。因此，汀泗桥、贺胜桥就成为国民军北伐途中最著名的两大恶战。
8月26日上午，汀泗桥战役正式打响。北伐军在形成对敌军阵地半月形的包围之后，开始进攻，炮兵也开始向正面的敌军进行攻击，但激战一天，无所进展，两军形成胶着状态。当晚，北伐军接受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的建议，全线夜袭，突破敌人高地，为总攻夺得了有利的据点数处。27清晨，北伐军全线发起进攻，独立团在当地群众引导下绕到敌人后背。前后夹击，大获全胜。
贺胜桥一战始于30日拂晓，叶挺独立团在杨林塘正面猛攻敌人主阵地，第七军向贺胜桥东侧的南桥攻击。吴佩孚部正面失利加侧背受敌，全线动摇，吴的督战队连杀数位旅团级军官，仍不能挽回败局，最后吴佩孚乘专列仓皇逃往武昌，手下军队纷纷溃退。
相继突破两道天险，武昌城已经势在必得。从8月30日晚到9月2日，各路北伐军追击吴军残部先后到达武昌城下。3日拂晓，总攻开始。
“号兵吹集合号，士兵集呼‘革命万岁’。奋勇队的编制如前。前锋部队在奋勇队后，取50米至100米距离齐头并进。前锋都携短枪、手榴弹以便爬城。”
“独立团的奋勇队潜至城脚，挂梯数具，官兵10余人相继攀登，敌人的机枪、手枪、手榴弹如雨而下，登梯官兵完全牺牲。官兵再接再厉，一营奋勇队死伤过半。”
在勇猛攻城的同时，武昌城还被北伐军全线封锁，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死城。敌人负隅顽抗到10月9日晚上，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到10日清晨，武昌城全部被北伐军占领。
吴佩孚已经一败涂地，北伐军立马转攻孙传芳。
10月12日，几批北伐部队陆续入赣，经过近一个月的调兵遣将，北伐各路大军云集南浔一线，向孙传芳发起猛烈进攻，11月7日攻克南昌，孙逃到南京。江西全境收复。经过修整、扩编，何应钦统领东路，进军福建战场。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于12月4日进占福州。又北上攻入浙江，3月18日，得杭州。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3月23日攻克南京。北方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小平等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绕道甘肃东进，参加北伐。
北伐军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北伐战争的辉煌战绩离不开苏联政府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给予国民革命军两年的军事训练，还给予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此外，大批来自苏俄的富有经验的军事顾问也功不可没，在各个重要战役、主要战场，都有他们在鼎力相助。“每个投入战斗的军各有其俄国顾问，有的师也是如此。……有的顾问实际上领导了进攻。”
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众的支援是北伐胜利进军的重要因素之一。北伐所经之处，民众充分表现了“人民真正爱护革命军”的热情和自身的“革命性”。北伐军进入湖北之前，中共湖北党组织已做好宣传、组织上的迎接准备。汉阳兵工厂工人还举行总罢工，拒绝为吴佩孚制造枪械。在江西，民众处处与孙军为难，“只给国民革命军种种便利”。安源煤矿的工人组织向导队、运输队、破坏队等，使北伐军迅速占领萍乡。北伐军进占杭州前，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铁路工人武装赶赴前线，并发动数千民工为北伐军运输弹药武器。
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也是北伐迅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伐军中担负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到1926年12月已达到1500人左右，实际上领导了北伐军的全部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结果是使军队远离旧的军痞习气，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成为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伍。
风生“海上”千林暗
伴随着北伐战争的凯歌行进，古老的中国大地掀起了排山倒海、气势磅礴的工农大革命。
北伐军所到之处，推翻了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革命群众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发展起来。
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00万人增至200万人。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增速尤其迅猛。在许多地区，工人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纠察队。1927年1月，汉口、九江工人群众在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同英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先后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21日的第三次起义，先是由上海市总工会发布总罢工令，参加罢工的达80多万人；接着在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及罗亦农、赵世炎的直接领导下，向驻在上海的反动军阀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经过30小时的激战，打败反动军阀的武装部队，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在上海的长期统治。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与革命精神，表明工人阶级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
农民运动也在大半个中国蓬勃兴起，矛头直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以及封建宗法。到1927年6月，全国已有201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人员发展到1000多万。特别是由于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进行的深入广泛的革命活动，湖南的农民运动更是高潮迭起、波澜壮阔，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在这里，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真正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对农村的封建势力进行了一次空前的扫荡与冲击。与此同时，还组织建立了农民武装，仅梭镖队各县就达数万人，把一些地区的地主政权打得落花流水。
工农运动掀起的巨浪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缘。据不完全统计，1926年9月，中共党员人数为13281人，到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党员人数已增至57967人。像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这些后来党的领导人，都是在这段时间入党的。
然而，工农运动的波翻浪涌和共产党的迅速强大，引发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隐伏的危机。
孙中山创建和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原本就是一个“山头”众多、政见混杂的政治组织，各色人物怀揣各自目的聚集到孙中山竖起的革命大旗之下。孙一去世，国民党内部马上就纷争四起，几乎每一项政令的推出，都是权力角逐的结果，诸如北伐的计划、总司令的人选、国民政府的搬迁等等。就对待工农运动以及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上，国民党内也有针锋相对的左、右两派。
左派以廖仲恺、宋庆龄、汪精卫、杨虎城等为代表，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奉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右派以邹鲁、谢持、戴季陶等为代表，他们曾经在孙中山去世不久即1925年11月，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公开分裂国民党，所以，也称“西山会议派”。右派的主要要求是从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驱逐苏俄顾问。
自称孙中山衣钵承继者的蒋介石，在北伐之前及初期，其面目都是模糊不清的。出于争夺最高权力的目的，蒋至少是反对右派的。因为与这些右派人物相比，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资格仅是“小字辈”。为摆脱右派的操纵和排挤，蒋自然要联合左派，同时利用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的力量为自己加码。这一步棋以蒋的全胜告终：“西山会议派”的头面人物邹、谢都被开除出党；戴被告诫悔过。但是，在1926年3月，蒋突然发动了一场“中山舰事件”，令世人惊愕不已。当时，蒋借口中山舰异动，认定是共产党联手国民党内他的竞争者，要将他劫持。为了反击，不得不下令逮捕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又将全体共产党员逐出国民革命第一军。同时，解聘了季山嘉等几位苏俄顾问。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公开反共。为了维持革命联合战线，当时的中共中央甚至包括共产国际都采取了迁就退让、息事宁人的态度。到北伐战争发动前夕，蒋再次以欢迎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姿态出现在各个动员会上，甚至宣布欢迎共产党员重回第一军。
蒋介石到底意下如何？后来的事实表明，蒋在本质上是极其反感共产党及工农革命的。早在1923年带团去苏联考察时，蒋就对苏联和共产党表示不信任。他给孙中山的报告中表示出自己的意向，孙批评他“顾虑过甚”，此后蒋不得不有所收敛。孙去世后，蒋以孙未竟事业的被托付者自居，再加自己地位不稳，对手林立，一时不敢对孙的“联共”政策轻举妄动。更何况北伐初期，亟须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对战争的支援。蒋曾坦言：“我所抱打倒共产党主张，在广州即欲实行，不是今日始有此决心，惟在广州苦于说不出口，又恐势力不敌，致国民党亡于我蒋某之手，故忍痛至今。”随着北伐进军的节节胜利，蒋的个人权力逐步稳固，胜券在握之后，蒋的真面目才一点点暴露出来。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及中国国内各反动阶级眼看北洋军阀大厦将倾，工农革命风起云涌，“乱世”之中，急于寻找新的代理人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发现蒋介石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进分子（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人物”，所以纷纷向他扬起了“橄榄枝”。
1926年11月，国民军攻下南昌。9日，蒋在南昌成立总司令部，已决心实行清党反共。为此，他招来了戴季陶、吴铁城、黄郛等一大批国民党右派分子，为他出谋划策。同一时间，各个帝国主义的代表以及各派政客，也相继麇集南昌，与蒋讨价还价，谈起了“生意”。就这样，一个以蒋为中心的反动核心形成了。
1927年1月，蒋等人冒雪登上庐山，密谋数日后作出如下决定：第一，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
2月21日，蒋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的演讲中声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显然为其今后的“反目”制造舆论。紧随其后，在江西的赣州、南昌、九江以及安徽的安庆均发生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工会、农协被捣毁的恶性事件。
3月26日，国民革命军进驻上海。蒋介石认为时机完全成熟了，公开投入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怀抱。他通过报界宣布：“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租界问题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并保证“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国主义则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马上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提供300万元资助。上海青洪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蒋介石为他们提供经费、武器，并派心腹将他们编成队伍。
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首先将不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或“处理解决”，而调集其嫡系部队及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接防沪宁地区。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3月28日，吴稚晖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上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出对共产党“应行纠察”。随后，吴稚晖致函国民党中央监委，声称共产党“逆谋昭著，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4月2日，蒋介石邀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宗仁、古应芬、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开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
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将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
与磨刀霍霍的蒋介石形成强烈的反差，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听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不赞成与蒋决裂的主张，表现出严重的右倾麻痹。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是有警惕的，也采取过坚决的态度。但是，在蒋到达上海后，中共的政策反而发生变化。3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宣读了陈独秀关于“要缓和反蒋”的来信后，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放松。
敌为刀俎，我为鱼肉，一场在中共历史上值得永远铭记的悲剧即将上演。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附近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做好准备的青洪帮流氓打手，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从租界内分头冲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14处工人纠察队发起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正在激战之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700多支枪被缴，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10万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长达1公里的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出现，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尸横遍地、血光冲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共产党领导人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牺牲。
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阴风愈刮愈烈，大半个中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7天当中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进步团体200多个，优秀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从容就义。中共北方区委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工作。
5月9日，驻四川东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杨森发出反共、讨伐武汉通电，并悍然占领宜昌，屠杀工农群众；13日，驻扎宜昌的第十四独立师夏斗寅叛变，与杨森配合，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当地的土豪劣绅乘机反攻倒算，一个月内，杀死农民群众四五千人；21日，原从军阀改编过来的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叛乱，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10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反革命政变猖獗，留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一些上层人物惊恐万状、纷纷逃离。
一向以国民党左派面目示人的汪精卫，在利用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捞足了个人资本之后，加紧了右转反共的步伐。这期间，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代表共产国际、联共（布）的鲍罗廷等人，依然对汪的革命性心存幻想，并企图以妥协让步拉住汪。事实证明，步步退让不仅使中共丧失了反抗的时机，而且助长的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气焰。7月15日，汪精卫全面“倒戈”，召开“分共”会议，彻底同共产党决裂，正式投入蒋的反动阵营。随后，汪精卫集团加入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开杀戒的暴行，“宁肯错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武汉立即陷于血雨腥风之中。至此，这首由国共合作奏响的威武雄壮、气吞山河的大革命交响曲，画上了终止符号。
由于蒋、汪对革命的背叛，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倒在血泊中。据党的六大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31万人遭到反革命屠杀，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思想混乱，一些不坚定分子悲观动摇，相继离党而去，有些甚至公开向敌人忏悔，卖党求荣。据1927年11月统计，共产党员人数从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骤然减少到1万多人。但是，真正的革命者却在风雨中巍然挺立，坚贞不屈、不折不挠，继续追求革命真理。一些志向远大的进步人士，如贺龙、叶剑英、彭德怀、徐特立等，就在这种危难时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黑暗是暂时的，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
思考题：
1.中国共产党早期是如何领导工人运动的？
2.孙中山为什么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3.北伐战争为什么能够迅速取胜？
4.中国共产党可以从大革命失败中获得哪些教训？
课间休息：
“中山舰事件”之谜
发生在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谜。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专家发现，“中山舰事件”并非由蒋介石一手策划，它的发生有其偶然性的一面。
3月18日下午，由上海开往广州的商轮被劫，停泊于黄浦江上游。该轮向黄埔军校求救，要求派卫兵及巡舰前往保护。这一偶发事件正中国民党右翼分子的下怀。当时，国民党右派不能容忍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极想制造事端拆散广州的革命联盟。
于是，以广州的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欧阳格、王伯龄等人为主谋，一面诱使共产党人李之龙控制的中山舰出动，一面则密告蒋介石，说海军李之龙有异动，已出动中山舰要逮捕校长，夺取军火。此时的蒋虽因依靠苏联供应军械而仍然主张联俄，对共产党也时而表现出愿意合作的姿态，但在内心里，却早已滋生出强烈的不满，所以，正和“左倾”的汪精卫以及苏联顾问矛盾重重。得此消息，蒋惊怒交加，作出了后来众所周知的过激反应。
其实，据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一书中的回忆，蒋得到这个消息的最初反应是整顿行装，准备离开广州，一走了之。就在蒋、陈驱车到达码头之前数分钟，陈立夫突然对蒋说：“校长，为什么我们一定得走？军事权在校长掌握之中，为什么我们不干一下？”这提问正是蒋介石犹豫不决之事，他听后似有所悟，马上吩咐司机开回寓所。3月20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幕。
后在审讯李之龙过程中，欧阳格、王柏龄等同谋陷害彻底败露。蒋将他们免职，并扣押虎门。4月14日，李之龙获释。
此事原委本应水落石出，但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等认为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拒绝给他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致使李在1928年2月10日，在广州红花岗（今烈士陵园）英勇就义时，都还不是共产党员。
的伟大的开端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开启了新的伟大征程。www.Pinwenba.com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人民的福祉，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不断掀起了工农革命的高潮，继而成为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的中流砥柱。然而，如火如荼的革命烈火引发了新旧反革命势力的恐慌和憎恨，他们很快同流合污，联合绞杀革命力量。血雨腥风之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迎接了第一场严峻的考验。
工农革命曙光初照
从1922年1月开始，到1923年2月结束，在前后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第一个斗争高潮，这是中国革命的大事，是中国革命史上一篇浓墨重彩的华章。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她诞生之日起，就集中全力谋求工农群众的解放。当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的推动下，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觉醒，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为发动和组织工人，把工人运动推向高潮，在建党之后仅仅一个月，即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张国焘担任第一届书记部主任。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并从此成为北方地区工人运动的中心人物。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年仅24岁的张国焘被推为大会主持人，对于会议议程的确定、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的起草、党的工作计划的讨论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成为会议选举产生的三位中央局领导成员之一。
除上海总部外，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等当时中国产业工人密集的城市建立了分部，并出版机关报《劳动周刊》。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有：罗章龙、王尽美、邓培、史文彬等；以汉口为中心的武汉分部主要负责人有：包惠僧、林育南、项英、施洋和陈潭秋等；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有：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和毛泽民等；以广州为中心广东分部的主要负责人有：谭平山、阮啸仙、冯菊坡等。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要工作，一是通过宣传教育，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二是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蕴藏在中国工人阶级身上的革命激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
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各地规模不等的工人罢工不断涌现：上海浦东英美烟厂工人罢工、陇海铁路工人罢工、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罢工、汉口人力车夫罢工、长沙纱厂工人罢工等，然而，正式揭开近代中国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序幕的，是爆发于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
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直接原因，是海员经济生活的困苦。微薄的工资、飞涨的物价、繁重的劳动以及没有保障的工作，早在广大海员心中埋下愤怒的火种。但是，火种要成为熊熊烈焰还需要易燃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当时风靡国内外的革命大势。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尤其是亚非拉殖民半殖民地区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香港海员往来于世界各大港口，得风气之先，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在国内，五四运动、六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都给香港海员以极大的鼓舞。
与这场声势浩大的大罢工一同载入中国革命史册的，是两个当年名闻遐迩的名字：苏兆征和林伟民。
苏兆征（1885-1929年），广东香山县（今珠海）人。1903年被迫离乡到香港，在外国远洋轮船上当海员工人，长达20多年。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1911年，参加孙中山在海员中组织的联义社、群益社等进步群众团体。在辛亥革命中，协助革命党人运送军火，传递情报等，成为“广东方面的积极分子”，受到孙中山的表彰。1921年3月与林伟民一同组织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并成为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省港大罢工。1926年赴苏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1929年，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
林伟民（1887-1927年），广东省香山县人。早年到香港谋生，在外国轮船上当苦力。1921年起，和苏兆征一起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负责交际方面的工作，并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1922年8月发动和领导上海海员工人罢工。1924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并参加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工作。1927年因劳累激发旧病，病逝于广州。
组织和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时，苏兆征和林伟民还不是中共党员，但是，他们已经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开始在群众中做共产主义的宣传，接受当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着手组织工人战斗机关的海员工会。”1921年3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也称海员工会）成立后，苏、林两人便开始组织海员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与轮船公司谈判。但是，轮船资本家没有看到已经打破帮派观念，为现代工会所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力量，对工人的要求拒不答复。11月，工会再次提出要求，资本家又加拒绝。1922年1月12日，在限令24小时内答复的期限过去后，轰轰烈烈的大罢工爆发了。
从12日下午5时开始，香港所有进出船只上的中国海员都相继举行罢工，“船上大小华员，自领航以至装碳之人，均停工离船”。在短短的一星期内，罢工轮船增至123艘，海员6500人，此后迅速波及新加坡、暹罗和上海等港口，那些从欧美开往香港船只上的工人，在途中接到罢工消息，船一到岸，就立即参加罢工。这样，罢工总人数上升到2万多人。
在海员工会的组织领导下，罢工海员纷纷离开香港回到广州，受到广州工人和市民的热烈支持和援助，海员工会的总办事处就设在广州市。为有效地对资本家和香港当局施加压力，香港海员和广州市民、工人一齐封锁香港，使香港和外地的航运全部断绝。一时间，香港生产停顿，食物和生活日常用品失去来源，垃圾却堆积成山无法运出，“香港”变成了“臭港”。港英当局不得不放下身段“劝告”海员复工，但资本家的加薪条件却无法说服工人。相反，罢工海员此时深感工人团结的重要性，积极联络香港运输工人共同罢工。1月27日以后，罢工人数再次刷新，达到3万多人。
海员和运输工人的联合罢工，使香港的局势更加恶化，交通瘫痪、物价暴涨。恼羞成怒的香港当局决定进行野蛮镇压。2月1日，当局以“运动他项工人罢工”、“危及香港之治安与秩序”为名，悍然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团体”，并派遣武装军警到会所大肆搜查。但是，镇压非但没有奏效，反而激起海员和广大工人群众的义愤。从2月初起，罢工从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政治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组织成立后援会，做返穗工人的后盾。中共广东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组织全体党、团员参加接待和其他各项工作，并发表《敬告罢工海员》书，及时对罢工运动予以支持和引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全国工人发出号召，上海、湖北、河南等地以及京奉、京汉、陇海、京绥等铁路工人，纷纷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和鼓励下，香港各行业的中国工人于2月底实行总同盟罢工。到3月初，罢工总人数达10万，香港面临崩溃。
到3月8日，罢工已经持续了56天，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迫于形势，不得不向工人屈服，答应了海员工人的基本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
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的工人阶级，从罢工中取得领导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个契机，于5月1日，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惩戒工界虎伥案》等决议，为领导全国范围的工人运动做好了准备。
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罢工高潮。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分部所在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几大罢工重点区域。
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区，从1922年下半年开始，形成了以铁路罢工和开滦煤矿罢工为主的罢工潮，是当时全国罢工高潮中发展最快和成效最显著的地区之一。北方区的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张昆弟、何孟雄、包惠僧、邓中夏、邓培等利用北洋政府和军阀的矛盾，发起了长辛店煤矿、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京奉路唐山制造厂、京绥铁路车厂、正太铁路以及开滦五矿等一系列厂矿工人罢工，几个罢工运动彼此呼应、互相支援，在北洋政府和一切反动阶级的统治中心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以武汉为中心的罢工潮主要包括汉阳钢铁厂、粤汉铁路武长段、汉口扬子江机器厂、汉口英美烟厂、汉口洋花厂工人罢工，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林育南、许白昊、项德隆是这些罢工运动的主心骨。他们深入厂矿，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使武汉地区的工人罢工此起彼伏，最终取得重大胜利。
湖南区的罢工潮由安源路矿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罢工、长沙手工业工人罢工组成，毛泽东、刘少奇和李立三等，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尤其是1922年9月，毛泽东深入安源考察，为罢工斗争出谋划策；10月，又亲自担任泥木工人的首席代表和湖南当局谈判；12月，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率各工会代表会见湖南实际统治者赵恒惕，为维护工人利益据理力争。难怪赵恒惕对左右感叹：“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尽管上海的罢工运动受到多方的阻挠和破坏，但是，在全国各地罢工浪潮的推动下，上海依然有86000多工人参加了大小48次罢工。此外，广东、澳门等地的工人也举行了多次罢工，与全国各地的罢工运动遥相呼应。
在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规模不一的工人罢工如翻江倒海，打乱了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统治秩序，引起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极大恐慌，他们开始纠集武力，寻找机会下手。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1923年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成为当时反动势力和工人阶级较量的总“战场”，这一场罢工因此变得异常惨烈，把1922年以来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推到了巅峰。
京汉铁路大罢工是因成立全路总工会引起的。
1922年下半年，华中地区的工人组织迅速发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先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再成立各路总工会，然后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最后，与各城市成立的各业工会联合，谋求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
然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这个计划，首先触及军阀吴佩孚的利益。
吴佩孚是直系军阀首领。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吴曾多次通电反对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支持学生运动，颇得舆论的好评。然而，经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和1922年的直奉战争，夺得操纵政局大权的吴佩孚，逐步收起其先前为驱逐其他军阀而曾装扮的“保护劳工”的假面。
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不仅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大动脉，其运营收入还是军阀吴佩孚拥兵自重的“活水源头”，京汉铁路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被吴佩孚视为心腹大患，因此，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开展工人运动，等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吴佩孚是决不手软的。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包括：各铁路工会代表、汉冶萍总工会代表、武汉市30多个工会的代表，以及北京和武汉等地的学生代表近300人齐聚郑州。中共中央对此会非常重视，派出了张国焘、陈潭秋、罗章龙、包惠僧、林育南等人出席大会。
2月1日上午，吴佩孚悍然下令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在郑州全城戒严。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们义愤填膺，奋起抗争，他们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在郑州普乐园剧场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当天，全副武装的军警严密地包围了会场，强行解散会议，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并驱赶代表。晚上，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江岸，并发动全路总罢工。2月4日，全路两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铁路顿时瘫痪。面对这一变局，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惊怒交加。6日，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劳顿费尔召集督军肖耀南以及其他外国资本家，到领事馆策划镇压罢工事项。7日，2万多军警在铁路沿线大肆搜捕、枪杀工人领袖，逼迫工人复工，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由此发端。
7日黎明，军警向3000多名长辛店示威工人开枪，“一时弹下如雨，刀剑飞扬，并继以马逐践踏，可怜数千人中，中弹受创者纷纷倒地。”。当场牺牲5人，重伤30余人，被捕30余人。在江岸，肖耀南的参谋长张厚生引诱总工会全体领导人到会所谈判，准备一网打尽。不知是计的工人们按约定时间在下午5点半到达，残忍狡诈的张厚生却率领全副武装的兵士分三路包围江岸总工会，向赤手空拳的工人们开枪扫射。一位目击者记述了当时的惨烈情景：
“两军对敌了！一边是赤手空拳的工人，一边是长枪利刃的兵士。总攻击命令下了，排枪开了！烟雾弥天！天昏地暗！记者的手颤了，流泪了！心碎了！灿烂的工会被血染了！慰问队集合的场地，变成血泊了！枪声响处，血肉横飞，工友何辜，遭此杀戮，时十九个工友应声倒地了！一个工会纠察团派出维持秩序的工友王先端君见工友惨死，痛不欲生，喊道：‘工友们，他们杀了我们这么多弟兄，我们都去死罢！’其余的工友便上前救护死者，而王君就在这时被兵士击毙了！死后手中犹持着‘维持秩序’的标语竖立在地上……”
最后，工人死亡32人，受伤200余人，被捕60多人。当夜，天降大雪，反动军警把被捕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电线杆上，让他下令复工，林祥谦拒不屈就，英勇就义。
林祥谦生于1892年，福建闽侯人。1912年到京汉铁路江岸机车车辆修理厂当钳工。1921年12月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工作，组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当选为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1923年2月1日，同各工会、团体代表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会后，领导江岸地区工人参加全路总同盟罢工。2月7日，被张厚生的军警逮捕，面对敌人的屠刀坚贞不屈，严正宣告：“上工要总工会下令！但今天既是这样，我们的头可断，工不可上的！”丧心病狂的张厚生无计可施，下令将他枭首示众。
同在2月7日夜晚，军阀肖耀南非法逮捕了中共党员、罢工领导人之一的施洋。
施洋生于1889年，湖北省竹山县施家湾人。1914年考入湖北警察学校，毕业后，又考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本科学习法律。1917年毕业后，专事保障人权，伸张公理，被广大平民称为“劳工律师”。1921年10月，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192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底，参与组建武汉工团联合会，并被聘请为该会法律顾问。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施洋是罢工的领导者之一，积极组织武汉工人和学生进行反对军阀吴佩孚的游行示威。2月7日晚，施洋被反动军警逮捕。在法庭上，施洋怒斥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滔天罪行，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压倒了敌人。2月15日凌晨，被押赴刑场枪决。
在长辛店、江岸工人们流血牺牲的同时，京汉铁路沿线其他各站工人也遭到武力镇压，如保定、高碑店、彰德、新乡、信阳等地，均有工人惨遭逮捕、拷打和杀害。
“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表《为吴佩孚残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和国民书》通电，历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号召“全国不自由的人民呀！你们应一律准备和争自由的先锋军——工人阶级——起来打倒惨杀工人的军阀吴佩孚、曹锟呀！”这个通电把工人阶级的斗争同全国人民的斗争结合起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工人的生命和鲜血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斗争，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初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但并没有因此忽视中国广大农民的伟大力量。
1921年4月，中共党员沈定一从上海回到家乡浙江萧山县衙前村，开始其“中国的社会革命，应该特别注意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经过4个多月的思想发动和紧张筹备，9月27日，衙前农民协会宣告成立，发布了经全村农民议决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提出了土地归农民使用，由农民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的革命主张。衙前农民协会的成立，推动了萧（山）绍（兴）各地农民运动的全面发展。在短短两个多月里，萧山、绍兴、上虞等县共有82个村成立了农民协会，并于11月24日成立农民协会联合会，领导各地农民的减租斗争。
农民运动的开展使地主阶级惊恐不安。12月18日，反动当局派出全副武装的官兵包围了衙前东岳庙农民协会联合会会场，逮捕了在场的农协委员，搜缴了农协委员名册。12月27日，农协主要领导人李成虎被捕，并于次年1月被迫害致死。衙前农民运动惨遭镇压。
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被称为“全国农民运动历史上最先发轫者”。这次农民运动虽然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但它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
1921-1923年，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农运动中，积累了第一批宝贵的革命斗争经验。就在这一场工农运动高潮之后，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
“东方红军”的诞生
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中脱颖而出，让中国社会各阶层刮目相看。相形之下，以孙中山为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此时却呈现令人失望的衰败境况。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成果，从此，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不得不走上继续革命的道路。但是，无论是“二次革命”、护国运动，还是护法运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都没能提出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纲领，更不敢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只是在所谓的“开明军阀”和日、美等“主持正义”的帝国主义之间盘桓，最终，他们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
处于山穷水尽之境的孙中山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共产党背后强大的民众，让孙中山第一次切身体会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势单力薄，革命不能再走老路！
孙中山的觉醒直接促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的合作，也使共产国际以及苏维埃俄国的援助成为可能。
向联俄联共的转变并不是孙中山朝夕间的无奈抉择，而是有“感情”基础的。孙中山对共产主义抱有好感，从事革命之初，他就同俄国革命者有联系。1918年十月革命一周年庆典之前，孙曾致电列宁和苏俄政府以示祝贺，并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从1920年3月始，苏俄多次派波波夫、维金斯基、马林等人来会见孙中山，商谈援助中国革命的事宜。1923年1月，经过和苏俄特使越飞为期6天的会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出台，宣告了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与组建军队的计划。隆冬的上海寒冷刺骨，但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却给中国革命带来融融的春意。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和国民党等革命团体实行合作，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反对共同敌人的政策。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这次大会之后，李大钊、陈独秀作为中共最主要的领导人，以共产党员个人名义先后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的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孙中山在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总共208人，共产党员约占总数的10%。陈独秀、李大钊、于树德、谭平山等作为孙中山的指定代表参会，而林伯渠、李维汉（当时名罗迈）、夏曦、毛泽东、王尽美等则拥有各省推选代表的身份。大会选举产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候补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
为顺利完成国民党的改组，孙中山吸纳共产党员参加领导机构。在中央，谭平山担任了组织部长一职，林祖涵任农民部长，毛泽东任宣传部代理部长。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共产党员都进入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为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国共两党合作不仅给国民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使中国革命获得了新的广阔前途。毛泽东曾对此作过评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成就。”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国共合作极大地扩大了党的影响力，中共从此进入中国政治领导层，参与对全国革命的领导，并迅速成长为一个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政党。
国共合作的绚丽之花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是黄埔军校的诞生。
孙中山从事革命几十年，苦于两手空空，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兵一卒。每次发动武装斗争，不是依靠旧军阀的游兵散勇，就是旧式帮会的乌合之众，因此屡战屡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受到启发，要想革命成功，必须有一支革命的军队。1922年前后孙中山与俄国密使会谈时，就开始商谈建立革命武装的问题。1923年月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孙中山通过越飞带信给莫斯科，信中表示：“为了改造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和为了进行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希望得到声援、支持和帮助。”就在这一年的9月，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来到广州，并于10月正式商定在广州开设军校，培养革命军官。
几乎与这一进程同步，一个名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考察团，在1923年8月前往苏联进行军事和党务考察。这个团的团长，就是以后左右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蒋介石。
蒋介石，1887年出生于浙江奉化县（现奉化市）。1908年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在此期间结识孙中山。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在上海率先锋队百余人到杭州，参加光复浙江的战斗，嗣后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1913年“二次革命”发起后，蒋在上海率军攻打江南制造局，事败后隐居上海。10月加入筹建中的中华革命党，11月再渡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宣告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蒋介石被派往上海、哈尔滨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军解散，蒋居上海，与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往来。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蒋介石即在第二年的3月赶到广州，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闽。因受粤军将领排挤，很不得志，不得不回到上海，与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合伙做交易所投机生意，但运气不佳，常常赔本。正处走投无路之际，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逐出总统府，避难于永丰舰。蒋闻讯，立马抛下手头的“生意”，到广州登舰侍护孙中山40余日。“患难见真情”，蒋由此取得孙中山格外的信任和器重。该年10月，蒋被孙中山派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1923年2月又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从此，蒋介石平步青云，其个人声威在国民党内扶摇直上。
蒋介石一行于9月抵达莫斯科，在苏联整整逗留了3个月之久。这期间，他们主要还是考察苏联红军的军事训练情况，参观了步兵第二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海军大学等等军事院校等，并再次向苏联方面提出，仿照苏联红军编练中国军队。
1924年1月24日，就在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孙中山正式下令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委员长，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邓演达、张家瑞为筹备委员。中国共产党委派张崧年（申府）参加筹备工作。校名定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就选在广州东面珠江口的黄埔岛上。据当时的人们回忆：
“黄埔岛距广州约四十里，汽船一小时可到，周围约二十里，林木葱茏。山峦起伏，南连虎门，为广州第二门户、长洲要塞在焉。前曾为广东陆军学校及海军学校旧址，但因年久失修，败瓦颓垣，荒烟蔓草，已久为狐鼠窃居之所。总理以其四面环水，隔绝城市，地当枢要，实为军事重点，便于兴学讲武，遂指定该岛为本校校址。”
2月6日，成立军校筹备处，由王伯龄、李济深、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负责。孙中山还先后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加伦为军事顾问。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1951年），苏联威特比斯克省人。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长期在美、英等地的俄国流亡者中间活动。十月革命后回到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3年5月，苏联政府派遣他任中国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此后，鲍罗廷参与了改组国民党、组织国民党“一大”、筹建黄埔军校等重要领导工作。孙中山逝世后，鲍任国民政府高级顾问，参与领导北伐。为维持国共合作，鲍多次向蒋介石妥协让步，但最终在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被解职。回苏后，担任劳动人民委员及塔斯社代理负责人，并在外交出版社工作，一度曾任《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编辑主任。其间，他多次发表有关中国革命的演说和文章。1949年初他在莫斯科被捕，1951年5月死于远东劳动营中。后获平反恢复名誉。
加伦（1889-1938年），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加伦是在中国使用的化名。191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十月革命时任萨马拉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历任远东共和国红军总司令、陆军部长、军事委员会主席。1921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10月被苏联政府派往中国广州，任广东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在创办黄埔军校、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以及北伐战争中有过重要贡献。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回国。后任乌克兰军区副司令、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远东方面军司令等职。193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38年10月在肃反运动中被捕并被处决。50年代后期得以平反昭雪。
5月上旬，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委派廖仲恺为驻校国民党代表。
廖仲恺（1877－1925年），广东归善（今惠阳县）人，生于美国旧金山华侨家庭。早在1903年，廖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孙中山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在全力辅助孙中山的同时，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他极力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捍卫者。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领袖。
6月16日，500多名国共两党代表聚集黄埔，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亲临致辞，指明军校宗旨：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号召全体师生：“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他还亲自批准将这样一副对联贴在军校大门两侧：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此外，孙中山还亲自制定“亲爱精诚”四字为军校校训，并批准军校校歌。
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显赫声名的“黄埔军校”就这样诞生了。
黄埔军校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组成的校本部为最高领导。校本部下设政治、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部和总教官室，后增设教育长、参谋处长，教授部与教练部合并为教育部，除政治部外，其他各部均改为处。后又增设军法处、军械处和入伍生队总队长。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共500人，来自全国各地，以广东、湖南、湖北、浙江、四川等省为多；还有来自越南、朝鲜、马来亚和泰国的革命青年。
黄埔军校坚持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军事教育分为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两个方面，既学习步兵操典、战术学、兵器学、射击规范等军事理论，又训练实弹射击和野外演习等军事技术。政治教育以革命理论为主要内容，课程有：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社会主义、社会进化史、经济学等。周恩来亲自给学生作过《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武力与民众》等讲演。谭延凯、张静江、毛泽东、刘少奇、苏兆征、何香凝、鲁迅等人也应邀到该校作过专题讲座。军校的政治工作以共产党人为主体，他们被视为学校中的“革命灵魂”。
黄埔军校一俟成立，就在国民革命中立下赫赫战功。
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挑唆和怂恿下叛乱。军校师生英勇出击，仅一天内就彻底打垮叛军。次年初，盘踞于东江的陈炯明乘孙中山病重北上，广州国民政府群龙无首之际，悍然发兵进犯广州。广州国民政府组织以黄埔学生军教导团两个团为主力的“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同年6月，驻广州的桂军首领杨希闵、刘震寰乘革命军远征东江，在广州举兵叛乱，广州国民政府一度陷于万分危急之中。黄埔学生军奉命回师广州，很快击溃叛军。这时，被打败的陈炯明卷土重来，国民政府于同年10月再度东征。此时，黄埔学生军已扩编为国民革命第一军，他们攻克号称天险的惠州城，接着，兵分三路直捣东江，于11月初平定了广东最凶顽的军阀陈炯明。
在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共同呵护下，黄埔军校焕发出朝气蓬勃的革命气息，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红军”。
风云际会话五卅
国共合作结出的另一个硕果是工农运动再起高潮。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之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联合高压下，工农运动暂时处于低谷。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如春风化雨，催发了各地的革命新苗，工农运动呈现出一派生机。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为迎接更大的革命高潮，“四大”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等都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随即，上海、青岛两地率先翻腾起革命的浪花。
1925年2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因反对资本家虐待工人发动了罢工。在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罢工很快取得胜利。但是，不甘心失败的日本资本家伺机报复，借故部分停产，停发工资。5月14日，工人再次罢工。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厂方宣布停工，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带领工友冲进厂内，要求上工和照发工资。日本厂方不仅不允，而且竟向工人开枪，顾正红中弹身亡，另10多名工人受伤。
日商的暴行引发了工人更激烈的反抗，上海日本内外棉十一个纱厂两万多人立即罢工抗议。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立即站到斗争的最前沿，努力将隐伏在中国社会中的各种革命潜流汇聚成汹涌澎湃的大潮。上海各界闻风而动，最早响应的是青年学生。学联动员了上海大学、复旦、交大、法政、文治等大专院校及部分中学学生，组成30个小队，从18日开始分别到南京路、新世界、大世界、北站等闹市区募捐，援助顾正红家属及罢工工人。公共租界当局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逮捕数人。24日，共产党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组织10000多人参加顾正红追悼会，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上海大学4名学生，在路经租界时又被巡捕逮捕。公共租界当局肆意捕人，令上海各界民众义愤填膺，一场铺天盖地的风暴正在急速酝酿当中。
5月30日上午，上海各校学生和工人纷纷进入租界，到指定地区内进行讲演示威活动，声援工人斗争，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和学生。整个上午，南京路附近演讲人群尚不密集，学生演讲和散发传单时，遇到英捕干涉和华捕的劝阻，但还没有发生正面冲突。午后，各处演讲学生以及听众越聚越多，南京路上每隔一二十家店面就有一组学生在演讲，人行道各处围满了听众。英巡捕前来驱赶，顿时现场乱作一团。混乱中100多名学生及听众被捕去，关押在南京路的老闸捕房。上海各阶层群众数千人，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队伍，向租界行进，要求释放被捕人员。下午3点，南京路老闸捕房前已是“群众云集，水泄不通”，“口号雄壮、声震屋瓦，传单飘飞，满蔽天日”。面对群情激昂的中国民众，英国巡捕头头爱佛生（Everson）无计可施，最后竟丧心病狂，下令向群众射击。当时，几千学生、群众在捕房门口围成半月形，距持枪的巡捕仅丈许。全体巡捕连开两排枪，计发44响，顿时死伤枕藉、血流满地，繁华的南京路刹那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在这场血案中，帝国主义杀害了13名学生和群众，年龄最小的才15岁，最大的36岁。另有重伤数十，轻伤无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南京路上的血腥屠杀，震动了全上海。6月1日，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随即宣布实行全市工人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有20多万工人。还有5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英租界的华籍巡捕也举行罢岗。“三罢”斗争如火如荼，愈演愈烈，把上海这个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中心烧得沸反盈天。
“此时上海的工厂无人作工，商店罢市，轮渡不通，车马断绝，交通为之梗阻……同时上海学生也一律罢课……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个不休，个个人都忙着反帝国主义的工作。”
6月4日创刊的《热血日报》发刊词这样写道：
“洋奴、冷血，这是一般舆论所加于上海人的徽号！可是现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经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尤其是大马路上的学生、工人同胞的热血，已经把洋奴、冷血之耻辱洗涤得干干净净。”
6月7日，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推举代表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成立。上海各界民众结成了反帝联合战线，向帝国主义侵略者提出了惩凶、赔款、道歉、取消领事裁判权、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自由、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等17项要求。
上海的群众运动气势磅礴且井然有序，这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中共成立之初，师从苏维埃俄国，将领导中国革命的重点放在城市。上海作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市，其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自然是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组织和领导这场声震中外的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富有经验的工人运动领导者，其中有：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
邓中夏（1894-1933年），湖南宜章人。1919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投身五四运动。1920年3月，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长期在北京长辛店从事工人运动，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1922年5月，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3年，他受李大钊推荐参加创办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利用上大为共产党培养人才，直接推动了五卅运动的开展。1925年，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大革命失败后，他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组织并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5月被捕。9月，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英勇就义，时年39岁。
蔡和森（1895-1931年），祖籍湖南湘乡，生于上海。1913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其间，同毛泽东等人一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回国。在党的三大、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1925年参与领导五卅运动。1927年5月，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随后又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1年6月，蔡和森在组织广州地下工人运动时遭叛徒出卖被捕。8月，遭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时年36岁。
李立三（1899-1967年），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早年响应“二十八画生”征友声明，同毛泽东会见。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后参与蔡和森、陈毅等领导的留法学生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1921年12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和邓中夏等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同年5月在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斗争中，任现场总指挥。五卅惨案发生后，被公推为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领导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工人部长。7月，中央政治局改组，李成为5名常委之一。1930年6月至9月，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此后，他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终结，并羁旅莫斯科15年。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198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追悼平反昭雪大会，认定李立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
刘少奇（1898-1969年），湖南省宁乡县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从莫斯科回国，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并在上海、广州、武汉参加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此后，长期活跃于党的城市工作战线。抗战期间，领导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扩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4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成为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59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错误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于1969年11月病逝。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恢复他的名誉作了专门的决定。
1922年国共合作创立的上海大学，名义上为中国国民党党立学校，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主掌的培养干部和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基地，有“布尔什维主义的温床”之称。在校务长邓中夏的主持下，上大开办多期平民夜校，吸收青年工人入校学习。上大师生还到沪西、杨树浦、吴淞、南市等工人区促进工人的革命觉悟。五卅运动爆发前，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从湖南调来李立三、项英等，加强上海的领导力量。1925年2月五卅运动的导火线——日商纱厂大罢工，就是在邓中夏、李立三的直接组织和领导之下成功。“顾正红事件”发生后，中共组织学生上街，并主持悼念顾正红的群众大会。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恽代英、蔡和森、李立三等在会上决议将工人罢工扩大为国民革命运动。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和工人进入租界开展演讲示威活动，党组织派专人坐镇指挥，指挥部就设在上海的二马路（今九江路）的孟渊旅社。“五卅惨案”发生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身先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上海“三罢”，并迅速组织成立了上海总工会。李立三为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科主任。此外，中央还在6月4日创办《热血日报》，作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喉舌。当军阀政府以“调查五卅案”为名，百般刁难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条件时，瞿秋白等共产党领导人挺身而出，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作坚决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狂飙迅速席卷全国，遍及25个省区（当时全国为29个省区），六七百个县，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重要矿区，都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尤其是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下的省港工人大罢工，与上海、汉口等地遥相呼应。参加人数25万，持续时间达16个月之久，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嚣张气焰。五卅之后，全国各地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
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得到了国际革命组织、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在莫斯科举行了50万人的示威游行，声援中国人民的五卅运动，并为中国工人捐款。在世界各地，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声援五卅运动。6月7日，日本30多个工人团体举行盛大演讲会，决议声援中国工人团体，同时向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提出抗议。英国工人阶级积极行动，阻止船、舰、车辆运输军火到中国。五卅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五卅运动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同时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得到广泛深入的宣传和传播。五卅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迅速提高，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拉开了大幕。
“打倒列强，除军阀”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1926年的广州，人们在大街小巷都能听到这首用法国童谣《两只老虎》的曲调谱写的《国民革命歌》在传唱。据说，这首原本是黄埔军校校歌的词作者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廖乾吾。“一首歌唱出整个时代心声”，五卅运动、省港工人大罢工涛声未息，推进国民革命的民意已经热潮翻腾、势不可挡。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决定趁热打铁，向全国人民明确宣布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认为，出兵北伐是要“会师武汉，与北方革命实力相联合，造成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各个方面推动国民政府作出北伐的决定。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建立独立、统一、民主的中国。这是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为联络北方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抱病北上，于1925年3月病逝北京。发动北伐战争、将国民革命推向全国的宏图大业，只能由革命的后继者完成。
当时，蒋介石宣称孙中山临终前曾遗托给他，命其完成北伐大业。他在1926年4月4日公开发表的《告军校各期同学与同志书》中说：
“惟北伐未成，为总理毕生之遗憾，且以此重托于中正者，故回省以来，竭力提倡。中正以为无论何事，皆可捐弃成见，惟北伐问题，非贯彻主张，则昔日同志之牺牲，皆成无意义之举动，故不惮正色力争，期达目的。”
蒋介石信誓旦旦，力主北伐，固然有其个人目的，但此时打出北伐旗帜，确实顺应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已经巩固，工农革命新风若炙，广大国民党党员，尤其是国民党左派斗志昂扬，连国民党海外各国支部也摩拳擦掌，纷纷来电催促北伐。
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把北伐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21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北伐决议案，同时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并开始筹建总司令部，商议推举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等。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在其始作俑者袁世凯去世之后，弱肉强食，混战不休，到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前夕，残存三股主要势力：实力最强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不仅拥有35万兵力，占据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和山东等地，而且控制了北洋政府；实力有所消退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约有30万兵力，控制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和河北的直隶、保定一带；从直系中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号称有20万军队，盘踞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和江苏五省。三股势力相加兵力达80多万，而国民革命军只有8个军10万人马，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为达到北伐战争的目的，必须出奇才能制胜。
苏联军事顾问加伦提出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即首先向军阀吴佩孚部队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与此同时，与孙传芳谈判；然后，向湖南、江西边境和广东、福建边境暗中派出部分兵力防备，待两湖战场取胜后，迅速集中兵力攻打孙传芳；最后，几路兵力会合北上，消灭张作霖，统一全中国。
不单是军事原因，就是从政治上考量，首先攻击吴佩孚也是国民政府的必然选择。首先，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的正宗，他自己也以北洋衣钵的真正继承者自居，各省军阀都以他为“精神领袖”。只要吴不倒，北洋军阀就不死。所以，擒贼先擒王。其次，吴当时是反对革命势力的元凶，联奉讨伐国民军的主导者。此外，吴还是最主要的亲英军阀，这次北伐打击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英国。
当时的北洋军阀不仅人心尽丧，相互间还钩心斗角、相互倾轧，这就为北伐军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提供了机会。后来的事实表明：北方的张作霖希望借国民革命军之力打击吴佩孚，所以，两湖战场开火后，张遥作“壁上观”；孙传芳声称“保境安民”，摆出“自扫门前雪”的姿态。
按照上述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队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北伐战争自此拉开了序幕。
叶挺（1896-1946年），广东惠阳县客家人。1918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在福建漳州加入建国粤军，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在黄皮径一役，击溃4倍于己的敌人，从此声名大振。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叶挺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宋庆龄脱险。1924年，在苏联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1925年回国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次年5月，先行率部北伐，骁勇善战，获“北伐名将”的美誉，所率之团亦有“铁军”之称。后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抗日战争中出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抗战胜利后获救出狱，但在返回延安途中，不幸遭遇空难。
在国民革命军8个军中，第四军内的共产党员最多，叶挺独立团又是其中最有声望的一支部队。独立团一出师，旗开得胜，连续攻下湖南安仁、攸县等几个军事要地，协助第八军稳定了湖南战局，并打开向北进军的通道。
先行部队初战告捷，7月4-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正式决定北伐。会上通过的《北伐宣言》向全国人民通告：
“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实力之仇敌；……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
7月6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广州成立，蒋介石任总司令。
7月9日上午10点，广州市东较场旌旗蔽日，金鼓喧天。北伐誓师大会暨总司令就职典礼在此隆重举行，30万农工商学各界人士参加。看当时的盛况：
“欢声雷动，掌声震天，军乐声声声不绝，士兵服装均新制，异常整齐，新枪刺刀指挥刀、锵锵闪烁，庄严璀璨，得未曾有，鞭炮长串，燃放几小时，民众拥护政府，渴望北伐成功之热情，蒸若霞蔚，赤日凌空，挥汗成雨，而民众毫无怯态堕容，秩序整齐，礼容甚盛，为民国以来绝无仅有之盛典。”
10万国民革命军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各军军长为：一军何应钦，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李济深，五军李福林，六军程潜，七军李宗仁，八军唐生智。此外，还有由8艘军舰组成的海军和拥有3架飞机的空军。
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参加北伐军各级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陈毅、陈赓、蒋先云、张际春、包惠僧、叶挺、周士第等。
7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为了讨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中央第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如登高而呼，中国共产党的召唤马上得到民众的响应。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拣选精壮三千，组成北伐运输队，担任运输事宜”；在北伐军向湖南长沙开进时，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为军队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等，还组织农民直接参加战斗。
在民众的配合下，北伐军士气高昂，所向披靡。7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和第八军联合向长沙进攻。左路第八军第二、第四师和第七军第八旅相继克娄底、谷水、潭市，向宁乡推进；右路第四军第十二师指向醴陵南，叶挺独立团进击泗汾，第十师在皇图岭策应，迫敌向浏阳退却，军事重镇醴陵成为一座空城，不战而下；中路第八军第三师、教导师、鄂军第一师连克湘乡、湘潭。7月11日，第三师首先攻下长沙，俘敌2000余人，取得了北伐战争第一个战役的胜利。
长沙的胜利振奋了革命军，加速了主力参战的进程。总司令蒋介石及其司令部于27日移驻长沙，李宗仁也于7月15日抵达衡阳。
8月12日，蒋介石主持在长沙前藩台衙门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初步战略和第二期作战计划。会议最后作出集中力量打击吴佩孚，对孙传芳采取中立政策，在军事上警戒江西的决议。
当时，吴佩孚军主力正在直隶（今河北一带）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湖北兵力相对薄弱，北伐军迅速以主力直趋湖北。由唐生智兼中央军总指挥，率左纵队（第八军）和右纵队（第四、第七军）攻取岳阳、平江，直指武汉；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率第二、第三军，独立第一师（由赣军第四师改编）和第五军第四十六团集结醴陵、攸县等地，对江西警戒，掩护中央军侧背安全；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率由黔军改编的第九、第十军从湖南常德地区进取湖北沙市、荆门，相机占领宜昌、襄阳；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第二师为总预备队。
嗣后，北伐大军相继入湘，分成左、中、右三路，向湘北吴军发动进攻。9月19日，中央军向汨罗江北岸发起攻势。右纵队第四军进攻平江，其右翼第十师从托田渡汨罗江进占肥田，左翼第十二师借其掩护，由白雨湖渡汨罗江，一部向天岳山、鲁肃山实施佯攻，一部向平江城东北攻击前进。叶挺独立团向平江城东门发起猛攻，强攻入城。与此同时，右纵队第七军第一、第二旅分别占领浯口、黄塘后，在将军坪击退顽抗之敌，迅速攻占张家牌。左纵队第八军于同日渡过汨罗江后，分别占领长乐街、黄谷市。之后，左右两个纵队乘胜追击，至8月22日连克岳阳、通城（属湖北）、羊楼司等地，开始进入湖北境内作战。
8月25日，吴佩孚率部协同张作霖军在直隶南口（今属北京）等地将国民军击败后，调兵南下，抵达汉口。他重新部署兵力，准备与国民革命军决一死战。他命令自岳阳、通城败退的残部共万余人固守湖北咸宁地区汀泗桥，随后派出一个旅又一个团的兵力增援；派陆军第八师进至贺胜桥地区设置坚固阵地；派武卫军占领纸坊，对通山、金牛方向设置阵地，为左侧防御；派鄂军第三旅及部分湘军残部在白螺矶、新堤、嘉鱼一带设右翼防线，并协同海军阻止国民革命军渡江……吴毕竟是行伍老手，他的布兵之法全面周到且有重点，汀泗桥、贺胜桥为两处天险，吴布下了10万重兵，企图以逸待劳，抵挡北伐军进攻武汉。因此，汀泗桥、贺胜桥就成为国民军北伐途中最著名的两大恶战。
8月26日上午，汀泗桥战役正式打响。北伐军在形成对敌军阵地半月形的包围之后，开始进攻，炮兵也开始向正面的敌军进行攻击，但激战一天，无所进展，两军形成胶着状态。当晚，北伐军接受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的建议，全线夜袭，突破敌人高地，为总攻夺得了有利的据点数处。27清晨，北伐军全线发起进攻，独立团在当地群众引导下绕到敌人后背。前后夹击，大获全胜。
贺胜桥一战始于30日拂晓，叶挺独立团在杨林塘正面猛攻敌人主阵地，第七军向贺胜桥东侧的南桥攻击。吴佩孚部正面失利加侧背受敌，全线动摇，吴的督战队连杀数位旅团级军官，仍不能挽回败局，最后吴佩孚乘专列仓皇逃往武昌，手下军队纷纷溃退。
相继突破两道天险，武昌城已经势在必得。从8月30日晚到9月2日，各路北伐军追击吴军残部先后到达武昌城下。3日拂晓，总攻开始。
“号兵吹集合号，士兵集呼‘革命万岁’。奋勇队的编制如前。前锋部队在奋勇队后，取50米至100米距离齐头并进。前锋都携短枪、手榴弹以便爬城。”
“独立团的奋勇队潜至城脚，挂梯数具，官兵10余人相继攀登，敌人的机枪、手枪、手榴弹如雨而下，登梯官兵完全牺牲。官兵再接再厉，一营奋勇队死伤过半。”
在勇猛攻城的同时，武昌城还被北伐军全线封锁，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死城。敌人负隅顽抗到10月9日晚上，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到10日清晨，武昌城全部被北伐军占领。
吴佩孚已经一败涂地，北伐军立马转攻孙传芳。
10月12日，几批北伐部队陆续入赣，经过近一个月的调兵遣将，北伐各路大军云集南浔一线，向孙传芳发起猛烈进攻，11月7日攻克南昌，孙逃到南京。江西全境收复。经过修整、扩编，何应钦统领东路，进军福建战场。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于12月4日进占福州。又北上攻入浙江，3月18日，得杭州。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3月23日攻克南京。北方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小平等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绕道甘肃东进，参加北伐。
北伐军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北伐战争的辉煌战绩离不开苏联政府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给予国民革命军两年的军事训练，还给予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此外，大批来自苏俄的富有经验的军事顾问也功不可没，在各个重要战役、主要战场，都有他们在鼎力相助。“每个投入战斗的军各有其俄国顾问，有的师也是如此。……有的顾问实际上领导了进攻。”
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众的支援是北伐胜利进军的重要因素之一。北伐所经之处，民众充分表现了“人民真正爱护革命军”的热情和自身的“革命性”。北伐军进入湖北之前，中共湖北党组织已做好宣传、组织上的迎接准备。汉阳兵工厂工人还举行总罢工，拒绝为吴佩孚制造枪械。在江西，民众处处与孙军为难，“只给国民革命军种种便利”。安源煤矿的工人组织向导队、运输队、破坏队等，使北伐军迅速占领萍乡。北伐军进占杭州前，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铁路工人武装赶赴前线，并发动数千民工为北伐军运输弹药武器。
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也是北伐迅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伐军中担负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到1926年12月已达到1500人左右，实际上领导了北伐军的全部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结果是使军队远离旧的军痞习气，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成为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伍。
风生“海上”千林暗
伴随着北伐战争的凯歌行进，古老的中国大地掀起了排山倒海、气势磅礴的工农大革命。
北伐军所到之处，推翻了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革命群众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发展起来。
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00万人增至200万人。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增速尤其迅猛。在许多地区，工人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纠察队。1927年1月，汉口、九江工人群众在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同英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先后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21日的第三次起义，先是由上海市总工会发布总罢工令，参加罢工的达80多万人；接着在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及罗亦农、赵世炎的直接领导下，向驻在上海的反动军阀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经过30小时的激战，打败反动军阀的武装部队，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在上海的长期统治。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与革命精神，表明工人阶级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
农民运动也在大半个中国蓬勃兴起，矛头直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以及封建宗法。到1927年6月，全国已有201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人员发展到1000多万。特别是由于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进行的深入广泛的革命活动，湖南的农民运动更是高潮迭起、波澜壮阔，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在这里，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真正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对农村的封建势力进行了一次空前的扫荡与冲击。与此同时，还组织建立了农民武装，仅梭镖队各县就达数万人，把一些地区的地主政权打得落花流水。
工农运动掀起的巨浪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缘。据不完全统计，1926年9月，中共党员人数为13281人，到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党员人数已增至57967人。像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这些后来党的领导人，都是在这段时间入党的。
然而，工农运动的波翻浪涌和共产党的迅速强大，引发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隐伏的危机。
孙中山创建和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原本就是一个“山头”众多、政见混杂的政治组织，各色人物怀揣各自目的聚集到孙中山竖起的革命大旗之下。孙一去世，国民党内部马上就纷争四起，几乎每一项政令的推出，都是权力角逐的结果，诸如北伐的计划、总司令的人选、国民政府的搬迁等等。就对待工农运动以及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上，国民党内也有针锋相对的左、右两派。
左派以廖仲恺、宋庆龄、汪精卫、杨虎城等为代表，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奉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右派以邹鲁、谢持、戴季陶等为代表，他们曾经在孙中山去世不久即1925年11月，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公开分裂国民党，所以，也称“西山会议派”。右派的主要要求是从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驱逐苏俄顾问。
自称孙中山衣钵承继者的蒋介石，在北伐之前及初期，其面目都是模糊不清的。出于争夺最高权力的目的，蒋至少是反对右派的。因为与这些右派人物相比，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资格仅是“小字辈”。为摆脱右派的操纵和排挤，蒋自然要联合左派，同时利用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的力量为自己加码。这一步棋以蒋的全胜告终：“西山会议派”的头面人物邹、谢都被开除出党；戴被告诫悔过。但是，在1926年3月，蒋突然发动了一场“中山舰事件”，令世人惊愕不已。当时，蒋借口中山舰异动，认定是共产党联手国民党内他的竞争者，要将他劫持。为了反击，不得不下令逮捕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又将全体共产党员逐出国民革命第一军。同时，解聘了季山嘉等几位苏俄顾问。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公开反共。为了维持革命联合战线，当时的中共中央甚至包括共产国际都采取了迁就退让、息事宁人的态度。到北伐战争发动前夕，蒋再次以欢迎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姿态出现在各个动员会上，甚至宣布欢迎共产党员重回第一军。
蒋介石到底意下如何？后来的事实表明，蒋在本质上是极其反感共产党及工农革命的。早在1923年带团去苏联考察时，蒋就对苏联和共产党表示不信任。他给孙中山的报告中表示出自己的意向，孙批评他“顾虑过甚”，此后蒋不得不有所收敛。孙去世后，蒋以孙未竟事业的被托付者自居，再加自己地位不稳，对手林立，一时不敢对孙的“联共”政策轻举妄动。更何况北伐初期，亟须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对战争的支援。蒋曾坦言：“我所抱打倒共产党主张，在广州即欲实行，不是今日始有此决心，惟在广州苦于说不出口，又恐势力不敌，致国民党亡于我蒋某之手，故忍痛至今。”随着北伐进军的节节胜利，蒋的个人权力逐步稳固，胜券在握之后，蒋的真面目才一点点暴露出来。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及中国国内各反动阶级眼看北洋军阀大厦将倾，工农革命风起云涌，“乱世”之中，急于寻找新的代理人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发现蒋介石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进分子（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人物”，所以纷纷向他扬起了“橄榄枝”。
1926年11月，国民军攻下南昌。9日，蒋在南昌成立总司令部，已决心实行清党反共。为此，他招来了戴季陶、吴铁城、黄郛等一大批国民党右派分子，为他出谋划策。同一时间，各个帝国主义的代表以及各派政客，也相继麇集南昌，与蒋讨价还价，谈起了“生意”。就这样，一个以蒋为中心的反动核心形成了。
1927年1月，蒋等人冒雪登上庐山，密谋数日后作出如下决定：第一，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
2月21日，蒋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的演讲中声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显然为其今后的“反目”制造舆论。紧随其后，在江西的赣州、南昌、九江以及安徽的安庆均发生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工会、农协被捣毁的恶性事件。
3月26日，国民革命军进驻上海。蒋介石认为时机完全成熟了，公开投入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怀抱。他通过报界宣布：“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租界问题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并保证“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国主义则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马上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提供300万元资助。上海青洪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蒋介石为他们提供经费、武器，并派心腹将他们编成队伍。
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首先将不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或“处理解决”，而调集其嫡系部队及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接防沪宁地区。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3月28日，吴稚晖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上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出对共产党“应行纠察”。随后，吴稚晖致函国民党中央监委，声称共产党“逆谋昭著，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4月2日，蒋介石邀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宗仁、古应芬、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开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
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将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
与磨刀霍霍的蒋介石形成强烈的反差，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听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不赞成与蒋决裂的主张，表现出严重的右倾麻痹。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是有警惕的，也采取过坚决的态度。但是，在蒋到达上海后，中共的政策反而发生变化。3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宣读了陈独秀关于“要缓和反蒋”的来信后，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放松。
敌为刀俎，我为鱼肉，一场在中共历史上值得永远铭记的悲剧即将上演。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附近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做好准备的青洪帮流氓打手，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从租界内分头冲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14处工人纠察队发起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正在激战之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700多支枪被缴，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10万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长达1公里的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出现，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尸横遍地、血光冲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共产党领导人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牺牲。
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阴风愈刮愈烈，大半个中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7天当中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进步团体200多个，优秀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从容就义。中共北方区委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工作。
5月9日，驻四川东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杨森发出反共、讨伐武汉通电，并悍然占领宜昌，屠杀工农群众；13日，驻扎宜昌的第十四独立师夏斗寅叛变，与杨森配合，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当地的土豪劣绅乘机反攻倒算，一个月内，杀死农民群众四五千人；21日，原从军阀改编过来的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叛乱，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10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反革命政变猖獗，留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一些上层人物惊恐万状、纷纷逃离。
一向以国民党左派面目示人的汪精卫，在利用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捞足了个人资本之后，加紧了右转反共的步伐。这期间，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代表共产国际、联共（布）的鲍罗廷等人，依然对汪的革命性心存幻想，并企图以妥协让步拉住汪。事实证明，步步退让不仅使中共丧失了反抗的时机，而且助长的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气焰。7月15日，汪精卫全面“倒戈”，召开“分共”会议，彻底同共产党决裂，正式投入蒋的反动阵营。随后，汪精卫集团加入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开杀戒的暴行，“宁肯错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武汉立即陷于血雨腥风之中。至此，这首由国共合作奏响的威武雄壮、气吞山河的大革命交响曲，画上了终止符号。
由于蒋、汪对革命的背叛，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倒在血泊中。据党的六大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31万人遭到反革命屠杀，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思想混乱，一些不坚定分子悲观动摇，相继离党而去，有些甚至公开向敌人忏悔，卖党求荣。据1927年11月统计，共产党员人数从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骤然减少到1万多人。但是，真正的革命者却在风雨中巍然挺立，坚贞不屈、不折不挠，继续追求革命真理。一些志向远大的进步人士，如贺龙、叶剑英、彭德怀、徐特立等，就在这种危难时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黑暗是暂时的，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
思考题：
1.中国共产党早期是如何领导工人运动的？
2.孙中山为什么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3.北伐战争为什么能够迅速取胜？
4.中国共产党可以从大革命失败中获得哪些教训？
课间休息：
“中山舰事件”之谜
发生在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谜。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专家发现，“中山舰事件”并非由蒋介石一手策划，它的发生有其偶然性的一面。
3月18日下午，由上海开往广州的商轮被劫，停泊于黄浦江上游。该轮向黄埔军校求救，要求派卫兵及巡舰前往保护。这一偶发事件正中国民党右翼分子的下怀。当时，国民党右派不能容忍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极想制造事端拆散广州的革命联盟。
于是，以广州的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欧阳格、王伯龄等人为主谋，一面诱使共产党人李之龙控制的中山舰出动，一面则密告蒋介石，说海军李之龙有异动，已出动中山舰要逮捕校长，夺取军火。此时的蒋虽因依靠苏联供应军械而仍然主张联俄，对共产党也时而表现出愿意合作的姿态，但在内心里，却早已滋生出强烈的不满，所以，正和“左倾”的汪精卫以及苏联顾问矛盾重重。得此消息，蒋惊怒交加，作出了后来众所周知的过激反应。
其实，据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一书中的回忆，蒋得到这个消息的最初反应是整顿行装，准备离开广州，一走了之。就在蒋、陈驱车到达码头之前数分钟，陈立夫突然对蒋说：“校长，为什么我们一定得走？军事权在校长掌握之中，为什么我们不干一下？”这提问正是蒋介石犹豫不决之事，他听后似有所悟，马上吩咐司机开回寓所。3月20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幕。
后在审讯李之龙过程中，欧阳格、王柏龄等同谋陷害彻底败露。蒋将他们免职，并扣押虎门。4月14日，李之龙获释。
此事原委本应水落石出，但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等认为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拒绝给他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致使李在1928年2月10日，在广州红花岗（今烈士陵园）英勇就义时，都还不是共产党员。